台修法守國安 也要守言論自由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19日舉行「國家安全法」修法首場公聽會，行政院版草案提出，凡公開鼓吹、倡議或支持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境外敵對勢力對中華民國發動戰爭，或以非和平手段消滅中華民國主權者，最高可處百萬元台幣罰鍰，引發爭議。支持者認為，台灣面對長期且複合性的滲透與認知作戰威脅，法律防線必須前移；反對者則憂心，國安之名可能成為壓縮言論自由的新工具。

若從台灣所處的安全環境來看，修法並非毫無依據。近年來，境外敵對勢力對台施壓早已不限於軍事威嚇，而是結合網路宣傳、資訊操弄、在地協力與政治動員，形成滲透與影響並進的複合攻勢。在此脈絡下，「鼓吹戰爭言論」便不只是抽象意見表達，而可能成為敵對宣傳鏈的一環。從國安治理角度而言，政府主張建立前端防衛機制，自有其現實基礎。

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政府能否立法，而在於法律條文是否足夠精確。眼前爭議最大的，正是「鼓吹」、「倡議」、「支持」等概念過於寬泛。究竟只有直接煽動敵對勢力對台動武才構成違法，還是一般政治表態、統獨辯論、戰爭風險評估，甚至激烈政策批評也可能被納入？若法律界線不清，行政機關裁量空間便會迅速擴大，人民也無法判斷自身言論的風險邊界。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次修法不只關乎個人發言，也牽涉網路平台與內容治理。一旦特定內容被認定涉及鼓吹戰爭或危害國安，平台可能被要求下架、限制接取，甚至承擔責任。支持者視之為對抗混合戰的必要工具，反對者則擔心，這將使公共討論空間在無形中被壓縮，政治言論的邊界逐步改由行政權力決定。

因此，本案真正的核心不是要不要防衛民主，而是能否以民主的方法防衛民主。台灣與威權體制最大的差別，在於容許激烈爭論、相反立場與高度自由的公共言說。若法律在防衛國安之際，也把一般政治主張與公共辯論置於高風險之中，最終削弱的恐怕不是敵對勢力，而是台灣自身的制度信心。

較穩健的方向不是否定修法，而是大幅提高立法精準度：將處罰對象限縮於直接、具體、具有實質動員效果的戰爭宣傳；明文排除學術研究、新聞報導、時政評論與一般政治辯論；凡涉及平台限制與內容處置，更應建立嚴格程序、救濟機制與司法監督。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高壓安全環境下，既守住國安，也守住自由。

（本文取自3月21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