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戰後國際秩序」是什麼？

本輪中日衝突，北京頻提「戰後國際秩序」，過去幾年，亦常使用「戰後國際秩序」等措辭。那麼，北京反復強調的「戰後國際秩序」，其含義究竟指的是什麼，是否與美國在其全球敘事中使用的「post-war order」屬同一概念？和臺灣問題又有什麼關係？需要進一步釐清。

美國所講的「戰後國際秩序」，主要是一個自由主義國際體系的敘事：以規則為基礎、以制度為支撐、以美國為主導。它強調的是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國際法、國際組織、自願參與的多邊機制，以及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聯合國體系和美國主導的安全聯盟，來維持全球結構的長期穩定。這個戰後秩序是制度化、價值化的，它不是聯合國五常共治的模式，而是美國構建的自由主義霸權。在這一體系下，臺灣問題屬於一種「未定論」狀態，不屬於戰後秩序的核心內容，更不被視為「開羅宣言」或「波茨坦公告」所確立的不可逆安排。

中國所講的「戰後國際秩序」，則是指雅爾達體系與反法西斯勝利所奠定的政治格局。在北京的理解中，戰後秩序的核心是「五大國共同確立的權力結構」，是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制度為基礎的全球治理模式，強調大國責任、領土不可分割、戰後安排不能否認，以及以反法西斯勝利為基礎的國際合法性。它不是以制度為中心，而是以權力結構為核心；不是以自由主義價值為基礎，而是以二戰的歷史成果為最終依據。

正因如此，中國始終堅持臺灣歸屬是戰後秩序的一部分，而其依據並非美國強調的自由主義規則，而是「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在北京的敘事中，這兩份文件構成了「臺灣回歸中國」的法理基礎，聯大2758號決議則被視為對這一戰後安排的延續。這樣一來，臺灣問題不屬於當代政治爭議，而是二戰成果不可逆的一部分，是戰勝國共同決定的歷史安排。

由此看來，兩種秩序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大，以至於即便雙方使用同一詞彙，其內容和指向都不在同一體系之內：美國講規則，中國講結構；美國講制度，中國講權力；美國講自由主義，中國講戰勝國安排。

說完了它們的不同，再來看「戰後國際秩序」的本初含義。1945年的戰後秩序，確實是由美、蘇、英、中、法五大國共同決定的，是以反法西斯勝利為基礎的全球結構，是一個強調大國責任與權力的體系，而不是什麼自由主義制度體系。當時的秩序核心並不是規則，而是五常制度和戰後領土安排，它的首要目標不是推進價值，而是維持和平與防止戰爭。因此，嚴格從歷史意義上講，北京援引的「戰後秩序」確實更接近1945年的原始形態，而美國的「戰後秩序」是在冷戰之後才逐漸發展出來的，其本質是美國化的戰後秩序，而非1945年的戰後秩序。

正是在這點上，北京認為，美國主張的「戰後國際秩序」偏離了五大國創立的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秩序初衷，沒有反映其他國家尤其中國的利益。美國的戰後秩序實際上是冷戰結構的產物，是美國在自由主義原則下對戰後秩序的重新定義，而非1945年反法西斯勝利的直接延續。於是，北京得出一個判斷：既然美國主導的戰後秩序已經偏離原點，且未能體現中國作為五常之一的地位與利益，那麼隨著中國力量的崛起，這個秩序必須修正，重新把中國放回其本來應有的位置。在北京看來，這種修正主義的傾向不是要顛覆聯合國體系，而是讓中國在這個體系中由「參與者」變成「塑造者」，由「規則接受者」變成「規則解釋者」，並最終成為「秩序定義者」之一。

這就不難理解北京為何要將臺灣回歸納入「戰後國際秩序」的框架，其意圖不只是強調臺灣問題的歷史依據，也是通過這種敘事，把臺灣問題重新定位為1945年戰勝國決定的國際結構的一部分。換言之，臺灣不只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國際秩序合法性的一部分，反對中國統一，不僅是挑戰中國主權，更是在否定二戰成果與戰後秩序本身。這對美國也就施加了一種結構性壓力：如果美國聲稱自己維護戰後國際秩序，就必須面對1945年秩序的真實含義，而不是其冷戰之後重新定義的版本。若美國堅持自由主義秩序，它的敘事就難以與1945年的結構完全吻合；若美國堅持反對中國統一，北京便可指責其否定了美國當年在塑造戰後安排中的角色，從而在敘事上陷入自我矛盾。可以將此視為北京所設計的敘事邏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