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傷害女同胞 菁英為何變色魔

媒體報導的幾起歐美迷姦案中，有個特點引人關注 ，就是迷姦犯幾乎全為華人男性，而受害人全部為華人女性。同時，在社群平台「電報」(Telegram)「德國駕駛」加密群中，核心成員八人中有七人為華人男性。這讓許多華人民眾產生疑問：這些出國前文質彬彬的中國菁英為何出國後變成了罪惡的迷姦犯？

記者採訪了有關的刑事專家和心理學者，詢問了這個問題。訪談對象的回答各不相同。有人認為，海外華男變成迷姦犯，與中華文化有一定的關係。也有人表示，人們出國後脫離了原有的熟人社會監督和家庭約束，使本來存在的某種觀念「不受約束地釋放出來」。也有人認為，迷姦案發生在各個族裔，與特定族裔沒有聯繫。

出國女變強 華男維持關係成本高

紐約市大江傑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CUNY)助理教授李安娜博士(Leona Lee)認為，這幾起「華男迷姦華女」與中華文化有關。她表示，許多中國移民比較關注賺錢。當金錢成為關注的焦點時，他們可能會失去對他人的同理心，變得只關心自己。同時，華人女性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再願意對男性唯命是從。因此，海外華男在與海外華女交往時，需要投入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維繫關係，而迷姦可以讓他們避免這些維持成本。

她說，華人女性與華人男性對戀愛、婚姻及性關係的期許有所不同。許多華人女性期望建立平等的一夫一妻制的戀愛關係，或結束一段戀情後再開始一段新的戀情。而某些華人男性不想進入婚姻，也不想承擔家庭責任，而是想找個可以發生關係的性伴侶。

於是，下藥輔助性侵是一種既方便又經濟的手段，還能讓他們獲得源源不絕的性伴侶。這種方式無需投入時間、精力或金錢去維繫關係。「這對那些渴望占據主導地位、與失去意識的伴侶發生性關係的男人具有某種吸引力。」

她說，約會強暴藥(date rape drugs)是指那些可被用於促成強暴的藥物，包括氟硝西泮(Rohypnol)、γ-羥基丁酸(GHB)、γ-丁內酯(GBL)和氯胺酮(ketamine)，酒精也被用作此用途。它們無色、無味、無嗅，在體內數小時就會代謝排出體外，常規藥物檢測難以發現其痕跡。

受害者一旦被下藥，可能會失去意識，事後會忘記發生的事。她們或許發現自己的衣著變得怪異，卻說不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也無法證明自己曾被他人脫衣並重新穿上。由於無法完整描述遭遇，受害者往往對報警猶豫不定，大多數強姦犯是熟人。

她說，在網路社群中，人們無需透露真實姓名、展示面容或公開個人背景，也能輕鬆加入或退出某個群體。在群組中，他們敢於談論那些在公共場合或面對面交流時絕口不提的話題。「由於身份隱祕，他們無需擔心後果。」

傳統文化 成功人士有特權

紐約心念心理診所(Mind Connections Psychology PLLC)創辦人曹君鴻博士也支持「相關說」。她表示，在最近歐洲和美國披露的幾起案例中，迷姦犯絕大多數是華人男性，而受害者全為華人女性。她指出，這裡有文化上的原因。她表示，中國傳統文化殘留有等級觀念、男尊女卑的思想以及對女性的物化，可能在部分男性身上有所體現。

有些華人男性認為，我是成功人士，有特權任意控制、玩弄女人。不過，許多華人女性出國後見識更多，選擇面更廣，更敢拒絕男性。「這可能對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中長大的男性來說是一個挑戰。」

她表示，少數華男在交往中意識到需要女方的同意才能發生關係，而採取迷姦的方式。「這樣，他們可以肆意妄為而不需要面對拒絕。」她說，迷姦剝奪了女方的拒絕權。部分迷姦犯不將其視為傷害或犯罪，有的則是透過迷姦實現對女性實施暴力的性幻想，因為女方失去意識而沒有能力拒絕自己，從而可以合理化自己的犯罪行為。

她表示，她的診所也有這樣的案例。這些女生被灌酒或下藥，感覺身體不屬於自己，受到性侵害也無能為力。被迷姦後，她們身體和精神同樣受到傷害。有人後來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憂鬱症、焦慮症，甚至出現自殘、自殺等問題。

不敢報警 使罪犯更大膽

紐約心理醫生金曉春博士也支持「有關說」。他表示，這些迷姦案的文化因素不能忽視。華人女性被性侵後一般不會報警。正是華人女性顧及面子而不敢報警，加上迷姦犯多次得逞後沒有危險，他們就會變得更加膽大妄為，所以出現了一些反常情況。

例如，一名迷姦慣犯性侵時不戴保險套，留下了DNA。不少迷姦犯任由受害者早上醒來見到自己裸體躺在床上。他們不做掩飾，甚者還繼續抱著受害者的身體。他們有把握認為，受害者不敢報警，只能認了。「他們覺得自己完全控制了對方。」

與華人女性重視面子和外界壓力不同，非華裔女性則不管這些。「一位非裔、西語裔或白人女子早上醒來，看到自己裸身躺在一位陌生裸體男性身邊，肯定立即大聲呼喊、立即報警。」他透露，許多華人按摩院老闆或員工被抓，就是其他非華人報警導致的。這些非華人女性警覺性非常高，男人的手若在她的身體的某些部位停留或異常觸碰，她們就會當機立斷報警。

他說，這與許多留學生主要在華人圈子活動也有關係。例如，留學生找房子優先考慮華人房東，經常參加華人舉辦的聚會等，向已經找到工作的華人學長求助。「這些為迷姦犯尋找獵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由於語言和文化相同，華人女生也容易放鬆警惕，步入迷姦犯設下的陷阱。

有些迷姦犯可能有人格缺陷，害怕能夠行使自主意識的女性。 從心理醫生的角度看，迷姦犯內心非常怯弱，也許他們就是害羞的宅男。他們的控制欲超乎尋常，達到變態程度。他們自我保護意識極強，層層設防。

他指出，迷姦群放大了個體的破壞力。在群組裡，技術顧問給予藥物使用的指南，其他成員提供獲得藥物的管道，還有成員則在精神上給予鼓勵，使得群組成員被其他成員接受及欣賞。「迷姦的對象愈多，愈受歡迎。」他說，這種群體的放大作用在中國文革中曾經出現過。例如，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的學生都知道要尊重老師，不敢罵老師。但在文革中，有人打了老師，成了革命小將，於是許多學生效仿，跟著打老師。「有人過去很膽小，這時也敢上去踢老師一腳。」

男權思想 出國後放大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社會學、社會政策及犯罪學系講師魏帥博士表示，從新聞報導看，這幾個迷姦案涉及的都是華人。他表示，由於司法判決書對受害者隱私的保護等原因，目前人們還無法斷定性犯罪只針對特定族裔女性，故「不能把性犯罪歸因於某個族裔身分」。他說，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院法學教授凱瑟琳‧A‧麥金農(Catharine A. MacKinnon)認為，性犯罪的根本原因在於「根深蒂固的男權思想」。

他表示，加害人出國後脫離了原有的熟人社會監督和家庭約束，社會控制有所減弱，再加上隱祕網路群組的催化、同伴之間互相鼓勵、合理化犯罪行為，使得原本存在的權力支配欲和厭女觀念以「一種不受約束、更惡劣的方式釋放出來」。

他指出，從犯罪學角度來看，這幾起迷姦案屬於「藥物輔助性侵」(DFSA，華人稱迷姦)，同時疊加了網路促成的有組織犯罪的性質。傳統意義上的性暴力往往是個體的、衝動性的犯罪，但這些案件展現了強烈的預謀性、隱藏性和群體協同性。他指出，這類案件都是利用藥物剝奪被害人反抗能力，以滿足加害者權力控制和洩欲目的的性別暴力。「這與各國規制的強姦罪在法理本質上是一致的。」

研究發現，同語言、同社交圈、同生活半徑內的女性更容易被他們納入日常的社交接觸半徑中。同時，出國不久的華人女性也願意向同族男性救助。「這是機會結構和熟人作案場景的問題，不是族裔問題。」

有人不明白，許多涉案者犯具有高學歷，出國前文質彬彬，出國後怎麼變成迷姦犯。他指出，事實上，教育背景、收入與是否具備同理心、是否尊重他人(尤其是女性)的同意權，並沒有必然關聯。「出國也不是導致他們變成這樣的根本原因。」

他說，從犯罪學中的「日常活動理論」和「近緣原則」來看，加害者往往傾向於在自己熟悉的社交圈層內尋找性侵目標。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和生活圈，使得加害者更容易與受害者建立起初步的「虛假信任」。而這種信任是他們成功實施下藥性侵等行為的重要條件。

迷姦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近期發生在英國、德國及法國的案件都清楚地顯示了這種性暴力犯罪超出了國家的邊界。在科技進步、人人互聯的時代，犯罪手法也會迅速「全球化」。他指出，暗網的毒品交易、加密軟體的濫用，使得「迷姦圈」、「偷拍圈」這種反社會次文化在歐洲、美洲、亞洲都屢見不鮮。犯罪者透過網路形成小圈圈(如駕訓班群)，交流犯案手法、分享非法取得的違禁藥物，將性侵影片作為「戰利品」分享以獲取群體內的認同。「這已經從單純的個體性暴力，演變成了一種具有次文化特徵的組織犯罪網絡。」

過去幾年中，歐洲許多國家也爆出類似的迷姦案，如西班牙著名的「狼群案」(La Manada)及英國頻繁爆出的 WhatsApp上的「強暴分享群」和「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網路。最近，法國發生的多明尼克‧佩利科案件(Dominique Pelicot )更是駭人聽聞。丈夫下藥迷暈妻子，招募數十名陌生人性侵。

幾年前，中國河南鶴壁也發生過類似的迷姦案。它們共同揭示了一個問題：性暴力正在愈來愈多地與數位平台、加密通訊、影像傳播和厭女觀念結合在一起。

他指出，與傳統性侵案不同，這類案件呈現「去中心化的組織犯罪網絡」特徵。加害者跨越了國界(受害者、加害人和協助者分布在不同國家)，利用數位科技的隱匿性，將「物色目標—取得藥物—實施犯罪—傳播影片」形成了一條管線。「這種犯罪模式給傳統的屬地司法管轄和取證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罪惡滋生 迷姦案不分族裔

普韋布洛科羅拉多州立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Pueblo)犯罪學助理教授趙蘊含博士說，他的專業是犯罪學，主要研究犯罪與越軌行為、中國腐敗與治理、家庭暴力和親密伴侶暴力等議題。同時，他也使用空間分析和量化方法來研究犯罪、警務和社會控制等問題。他表示，美國主流社會也曾經發生過比較接近的案例。

達倫‧M‧夏普(Darren Mallory Sharper)曾是美國職業橄欖球安全衛。他曾五次入選「職業盃」(Pro Bowl)，兩次入選年度「最佳陣容第一隊」(First-team All-Pro)。在NFL的歷史攔截榜上，他排名第六。夏普於2010年退休後，相繼被指控稱他在全美多州多人合謀長期對多名女性下藥、性侵和偷拍，於2014年被起訴。夏普對強姦及涉毒指控供認不諱，並於2016年被判處20年監禁。

另一個被控案例是亞歷山大兄弟案(Alexander brothers)。三兄弟分別為奧倫(Oren)、阿隆(Alon)和塔爾(Tal)，是活躍於邁阿密和紐約的房地產及保全界人士。其中兩兄弟被控利用其財富、社會地位及獨家人脈，誘騙女性參與奢華旅行和派對。控方提出了證據及證詞，詳述了這兩兄弟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裡，如何對多名受害者下藥、實施性侵及強姦。60多名受害女性舉報了類似的被侵害經歷。2026年3月，曼哈頓的聯邦陪審團裁定這三兄弟所有罪名成立，罪名涵蓋性販運、共謀性販運等相關指控。

李安娜稱，比爾‧科斯比(Bill Cosby)是美國著名非裔喜劇演員，被控迷姦了幾十名女性。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籃球運營女經理指控科斯比在2004年對自己下藥並性侵。此後，許多婦女站了出來訴說自己也曾有類似的遭遇。執法人員調查後發現，科斯比曾對60多名女性下藥並實施強暴。最終，這些訴訟透過巨額賠償和簽署保密協議達成了和解。

趙蘊含認為，美國有一個統一的聯邦管制物質體系，對此類等藥物有明確分類。但美國也有許多漏洞，主要是非法市場、網路購買、跨境郵寄、處方藥濫用和工業化學品轉用等管理不善等問題。他指出，真正的問題是，這些物質能夠從合法醫療、工業或處方管道流入非法用途，而執法、醫療機構、寄遞平台和網路平台卻無法及時發現並阻斷這些流通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