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韓流奇蹟 文化立國如何征服全球

「在國內市場陷入困境的同時，全球對南韓內容的興趣卻達到頂峰。」3月中旬一天下午，在釜山總部，南韓電影振興委員會（簡稱「影振委」）國際事業部部長金泳銶對「中國新聞周刊」感嘆。事實上，南韓電影已連續兩年衰退，本土電影去年銷售額驟降四成。投資銳減，開拍量下滑，四大連鎖院線一年關閉了26家影院，南韓影振委官方證實當地「影院危機」成現實。

與此同時，南韓影視這幾年在國際上春風得意，2019年上映的「寄生上流」（Parasite，又譯「寄生蟲」）橫掃坎城金棕櫚大獎和奧斯卡四項大獎，成為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第一部非英語電影；2021年爆款劇「魷魚遊戲」（Squid Game）席捲全球，成為網飛（Netflix）平台播放量冠軍；近期「Kpop 獵魔女團」（KPop Demon Hunters）更締造各種收視奇蹟，一口氣將本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歌曲、最佳動畫片收入囊中。

如果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韓國文化，另一個更為矚目的成就是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諾獎被首次授予亞洲女性作家，在國際流行多年的「韓女文學」，被授予極高的文學嘉獎。

而回到20多年前，韓文化在全球默默無聞，1980年代南韓經濟起飛被稱為「漢江奇蹟」，這幾年的文化崛起，無異是另一場「漢江奇蹟」；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南韓人以亞洲的面孔、表情和語氣，講出了人類共通的故事？

南韓電影的關鍵先生

在南韓，影振委承擔著國家電影協會的職責，今年的「頭等大事」，是把數百億韓元的資金給到需要的劇組，把錢花在刀刃上。金泳銶是影振委的資深人士，他2004年進入影振委工作，韓影崛起，他幾乎全程經歷，他還記得21世紀初那些年，民間資本大量湧入，製作量井噴，「幾乎是只要有劇本，就能拍電影」。當他望向窗外，能看見一尊高大的銅像，紀念韓國電影開拓者之一：羅雲奎，他活躍於100年前，自導自演韓語電影里程碑「阿里郎」。

現今的韓籍導演中，如果未來要為其中一人鑄像，會是誰？聽到這個問題，金泳銶大笑起來，但幾乎沒有猶豫地給出答案：「奉俊昊。」

在國際獎項上，奉俊昊已達電影導演一生所能企及的巔峰，但若要說他是當代韓影第一人，爭議恐怕不小，金泳銶承認，這是一個「私心之選」。他回想起2020年2月10日上午，他路過影振委辦公樓休息室時，突然聽到巨大的歡呼聲，同事們正守著奧斯卡獎直播，最重要的最佳影片大獎剛剛壓軸揭曉，花落「寄生上流」。當時，「寄生上流」已陸續摘得最佳國際電影、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導演三項大獎後，最終問鼎。而在前一年，「寄生上流」已獲得坎城影展金棕櫚大獎，對於一部英語世界之外的電影，堪稱奇蹟。

金泳銶說：「見證南韓電影首次在國際上斬獲如此重磅的獎項，大家都深受觸動。」1969年出生的奉俊昊，畢業於社會學專業，其導演的訓練是在影振委下屬的南韓電影藝術學院（KAFA）完成的，影振委在2000年設立面向商業電影的基金，奉俊昊轉向商業電影製作時，恰逢基金啟動，受益於此。

釜山影展誕生 名導們交出首作

影振委辦公樓位於釜山海雲台，臨近風景秀麗的海灣。一條小路對面，就是釜山國際影展的主會場「電影殿堂」。電影殿堂是一座融合影院、資料館、圖書館等空間的綜合體，平日，三三兩兩的觀眾，各自挑一部電影，在電腦前掃碼觀賞。而每當初秋的風掠過海面，這裡就將鋪上紅毯，點亮聚光燈，釜山影展拉開帷幕。

釜山國際影展創辦於1996年，這一年，導演金基德和洪常秀都交出了自己的首部長片，奉俊昊還在做編劇，而朴贊郁已經在籌備第二部電影。次年，李滄東拍出「青魚」（Green Fish，又譯「綠魚」），從作家轉型為導演。在這時期，即將帶著韓影走向國際的一代創作者，幾乎同時起步。

南韓電影導演協會會長閔奎東是奉俊昊的師弟，他們前後腳拍出電影首作。閔奎東表示，當時南韓電影迎來寬鬆環境，電影振興法頒布，資本湧入，機會突然多了起來。他說：「以前是師帶徒時代，先當十年副導演，你才有機會當導演。但突然之間，新人剛入行就有機會當導演了。」不到30歲，他因為短片而被製片人相中，獲得了執導一部恐怖片的機會。

朴贊郁最先成名，「原罪犯」（Oldboy，又譯「老男孩」）2003年摘得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那是南韓電影的關鍵時刻。此後，這批年輕導演在國際影展上摘金奪銀，從未間斷。這些作品還很「年輕」，就已經成為當代經典，李滄東的「燃燒烈愛」（Burning）上映於2018年，在一些榜單上，已經常常被奉為南韓影史最佳影片。另一部常常占據榜首的，是更「年輕」的「寄生上流」。

「寄生上流」作為一部非英語電影，在奧斯卡獲得空前勝利，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視。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釜山國際影視節目展顧問范小青分析：「『寄生上流』拿到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時候，發表感言的是CJ集團的李美敬，她是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的長孫女。1990年代，她就推動CJ投資好萊塢的夢工廠，布局海外長達2、30年。」

在奧斯卡頒獎禮上，奉俊昊致敬了好萊塢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我上學時，學習的就是他的電影。」他還曾回憶，小時候，美軍廣播電視（AFN）每周五晚播美國電影，家人睡熟後，他總在客廳偷偷看。因為不懂英語，只能發揮想像去理解，但那些電影深刻影響了他。

那時，如日中天的香港電影也受到南韓人喜愛，好萊塢和港片帶給這一代南韓電影人的影響，是對於類型片的普遍接受和認同，「奉俊昊懂得如何去用貌似最不冒犯的、最簡單的方法，先把觀眾都吸引過來，然後再放置自己的想法。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存在。」范小青將這種路徑稱為「創造性模仿」。

從模仿中，如何長出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是南韓電影的真正奧祕。這個命題，早在奉俊昊之前，已經被另一位導演用一部電影探索出了答案。

研究好萊塢 但做本土電影

1998年，導演姜帝圭找到一位中間人，請求寫信給新任國家情報院院長，表示他正在籌備一部新片，涉及南北關係，將會出現情報部門內部場景。他發現，沒人知道南韓情報部門內部長什麼樣，他想去實地參觀，拍出真實感。

軍事部門怎麼可能向劇組敞開？但時代翻頁了，支持文化事業發展的總統金大中剛剛上台，情報院院長爽快答應姜的請求。那時，南韓沒有一把能發出真實槍聲的槍械道具，劇組經過特批，從美國進口一批先進道具，當他們首次用這批道具拍攝槍戰戲時，逼真的槍聲令全場沸騰。

1999年2月，這部「魚」（Shiri，又譯「生死諜變」）上映，首映日一票難求。同年「鐵達尼號」（Titanic）在韓上映，票房被「魚」甩在身後。

拍攝「魚」的同年，南韓文化產業正迎來巨變。這一年，金大中提出「文化立國」戰略，文化產業振興法出台，次年南韓電影振興委員會應運而生。包含電影在內的文化產業，被確立為本世紀南韓兩大立國基礎之一，與高新技術並列。恰逢其時的「魚」，獲得官方站台，該片以嶄新面貌，宣告一種新的南韓電影誕生，成為劃時代的分水嶺。

「姜帝圭導演帶著團隊一直在研究好萊塢大片的敘事，如何製造視覺奇觀，如何讓觀眾在享受奇觀的同時，感覺事件與自己有關。」范小青與姜帝圭有過多次訪談，她轉述了姜帝圭的創作心法，他細緻研究了兩年好萊塢電影，試圖搞清楚秘訣究竟何在、能否複製。

他曾說：「不是追求其製作規模，而是追求那種有高度大眾娛樂性的電影章法和風格，這是我們研究和學習好萊塢的支點。我們要做有國籍的電影。」電影的技法是「術」的層面，而在「道」的層面，最能引發南韓觀眾共鳴的題材是什麼呢？姜帝圭探索出「類好萊塢」模式之後，一系列嶄新面貌的南韓電影誕生。其中，2003年的「實尾島風雲」（Silmido）和2004年的「太極旗－生死兄弟」（Taegukgi），均突破千萬觀影人次，將韓影帶入「千萬時代」，對比南韓5000萬人口，千萬觀影人次意味著轟動性的全民觀影。

最初的這些爆款電影，都觸碰了朝鮮半島的南北問題，並借好萊塢經驗，將民族敘事落地到普通人物的生離死別之中，激蕩出普遍共鳴。票房證明了南韓電影行之有效的「道」，就是南韓民族的共同情感，尤其是涉及民族情感意識的那些主題。

但韓影的視野不止於此。當創作者把目光投向更近處的歷史，另一個南韓浮現了出來。他們將目光聚焦於1970年代末以來的南韓現代化轉型，聚焦於民眾的血與淚，以及內心的不安。閔奎東說：「我們這一代導演在工業化的高速增長中長大，之後又目睹了急速的社會變化，關注的核心，是個體與系統間的緊張關係。」因此，電影「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的歷史傷痕，「正義辯護人 」（The Attorney）的挺身而出，都在回應同一個問題：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個體如何生存，他們失去了什麼、又想守護什麼？

歷史缺失自卑 轉化創造動力

除了影視作品，韓國文學同樣也走出國際，2018年「82年生的金智英」全球暴紅，成為「韓女文學」現象的起點；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1970年出生於光州的南韓女作家韓江。文學走出國界需依賴於翻譯，南韓首爾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名譽教授權寧珉說，韓語要找到優秀的譯者十分困難，後來韓文學翻譯院2001年應運而生，將本土文學以精良的翻譯推向海外，截至2025年，翻譯院已經資助了44種語言的2404種南韓文學出版物。

翻譯院與影振委，以及旨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等機構，都成立在「文化立國」的政策背景下，這些機構的運作方式有一個共同點：保持「一臂之距」，提供支持，但不干預。「文化可以分為藝術和產業兩個方面，南韓尤其關注產業價值，從國家層面積極支持，這是與其他國家的明顯區別。」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北京代表處原首席代表尹鎬辰表示。有了這些支持，最終不僅帶來了經濟效益，也在世界上發出了南韓的聲音。

長久以來，南韓似乎一直在模仿別人的聲音，朝鮮半島自古存在於儒家文化圈，後來受日本殖民30餘年，日本人撤退後，美國文化施加了強大影響力。閔奎東說「小時候，我反覆看著『三國演義』和『西遊記』，後來也讀魯迅，產生巨大的自卑感：為什麼我們沒有這些？與中國歷史相比，南韓太小，沒有古典（文藝）可看。日本呢，有索尼、松下等等各種國際品牌，而我們很小、很弱，我感覺有巨大缺失。」

這種缺失感，後來轉化為創造的動力，現今的文化崛起，為南韓人帶來自信。今年以韓文化為背景的「K-POP： 獵魔女團」斬獲巨大成功；去年，南韓音樂劇「也許美好結局」（Maybe Happy Ending）獲得劇場最高榮譽東尼獎最佳音樂劇獎，「音樂劇，完全舶來的舞台藝術，南韓人居然拿到頂級大獎，可見南韓的內容產業已經遍地開花了。」

閔奎東清醒地看著這一切，「韓流」確實給世界供應著多巴胺和爽感，但如果停滯下來，觀眾會立刻離開，尋找新的樂趣，「沒有永恆，只有起伏。我們一直在思考如何進化，抗衡危機的方式，就是不斷創作。」

（取材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