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豆花的人情味 陳振端在法拉盛熬出30年感謝

大片落地窗把陽光帶進來，吧檯後方擺著咖啡機，一側是一整排鮮花，木頭色桌面配上灰色水泥牆，幾張高腳桌沿著窗邊排開。新招牌寫著「Beans & Blossom Co.」，下面小小印著「Coffee．Tofu Pudding」。

陳振端坐在吧檯旁，說話時總是笑著看著對方。問他怎麼開始賣豆花，他沒有從豆花說起。

一句話還沒講完，就想到另一個人；提起那個人，又想起更早以前的一件事。故事繞了一圈，最後又回到另一個名字。

他說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一路上遇見的人。

黑五類的兒子 不能讀書的年代

1989年，39歲的陳振端從中國來到美國，第一站是曼哈頓華埠。

他先在金豐酒樓工作一年多，也去過華盛頓特區，但待了一段時間還是回到紐約。「那邊什麼都要開車，我連駕照都沒有。」他說。紐約有地鐵，一塊兩毛五的車票，哪裡都去得了，他就在這裡定了下來。

第一次到法拉盛時，這裡還不像今天這麼熱鬧。香港超市對面一家五金店的招牌上寫著幾個中文字，他站在路邊，看了很久。

來美國以前，他的人生幾乎沒有太多選擇。

父親是富農，在「文革」時被劃為黑五類。學生升學要填「家庭成分」，祖父、父親、外公、舅舅做什麼工作，都要一一寫上去。

「一看那個成分，就知道沒有資格再念書了。」小學畢業後，他回家務農掙工分，一年分紅下來，一個工分折算不到一毛錢。

大陸改革開放後，他第一次覺得，人生或許還有別的可能。幾年後，他來到美國，也開始有了重新選擇工作的機會。

一張配方紙 加上三成自己捉摸

豆花不是家傳手藝，而是到了美國才學會的。

在華埠一家廣東麵包店工作時，他每天看見附近一位馬來西亞人賣豆花，隊伍總是排得很長，便跟老闆娘說：「我們店裡如果也賣豆花，一定比他好。」

老闆娘答應讓他去學，只開了一個條件：學習期間沒有薪水，材料做壞了自己負責。他答應了。

沒想到餐館師傅不肯教，說這是吃飯的本事，不外傳。雖然最後還是老闆偷偷寫了一張配方給他，但上面只有黃豆、石膏和比例。

「那張配方只有七成功力。」剩下的三成，他一家一家去請教，一點一點摸索。

30多年過去，他每天還是自己泡豆、煮豆。「泡豆五、六個小時最好。」他說，「太短不夠，泡太久，味道就變了。」這是他無數次實驗試出來的。

糖水也堅持用台灣黑糖慢慢熬。他說，豆花看起來簡單，其實每一步都會影響味道。

小時候家裡窮，母親常把黃豆做成各種料理，告訴他黃豆比雞蛋、比肉還有營養。到了美國，他去問黃豆價格，一大袋60磅只要十幾美元，心裡想：「這個東西，有搞頭。」

辦了擺攤許可後，他推著一台超市購物車當攤車，到皇后區法拉盛亞細亞銀行門口賣起豆花。

暴風雪擺攤 靠玻璃門蹭暖氣

剛開始擺攤時，生意並不好，比在餐館工作賺得還少。

附近點心店一位廣東小姐幾乎每天都來買一碗。一碗豆花一塊七毛五，她總是拿兩塊錢，不用找零，跟他說：「你好好研究，我幫你幫襯。」

陳振端就這樣站了下來。在亞細亞銀行門口，一站就是八年。

夏天日曬，冬天寒風。在暴風雪中他就靠著旁邊商店的玻璃門站著，隔著一層玻璃，室內透出來的一點暖氣，陪他熬過一個又一個冬天。

警察偶爾會來「關照」，難免吃了幾張罰單。有一次，他去找亞細亞銀行董事長蔡仁泰幫忙。

蔡仁泰帶著他走到攤位旁，跟他說：「這是我的地方，也是大家的地方。」從那之後，很少再有人因為擺攤來找他麻煩。

華航空服員也是最早的一批客人。他們讚他的豆花比台灣還便宜，每次下機都會至少帶兩、三碗回家。疫情之後，熟悉的面孔少了，有人退休、有人調班，也有新的空服員循著前輩介紹找上門。

921那天，把一天收入全捐出

921大地震那年，慈濟在亞細亞銀行放了一個捐款箱。

輪到他時，他沒有多想，把當天賣豆花的收入全放了進去。這些年，他每個月都固定捐款給慈濟。

法拉盛農曆新年遊行，他也挑著兩大桶豆花到街頭義賣。賣完了，回去再做；做好了，再挑回現場，一分錢也沒收。「人家以前幫過我的，我現在有能力，就換我幫別人。」

攢了30多年積蓄，他終於租下羅斯福大道這間店，重新裝修，也交給兒子設計。

他嘴上笑著嫌燈光暗了一點，話才說完，又自己笑了。「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

採訪快結束時，陳振端忽然想到什麼，起身走向櫃子，翻出一張泛黃的「紐約時報」。

那是2006年的報導，照片裡的他站在豆花攤裡。他把報紙翻過來、翻過去，像是在介紹一位老朋友，還特地拿到店門外，站在同一個位置，笑著拍了一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