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收水電費

今日城市居家，大都是一家一戶裝有水表和電表，計量和支付自家生活使用的水電費。那一九六○年代的中國城市，家庭水電是怎樣使用和支付費用的呢？這是一段特殊的過往，讓我說說親身經歷六十年前在故鄉收水電費的生活記事。

童年時，我家住天津市和平區承蔭里，位於商貿繁華地界，也是中產居民相對集中的街區。

建於一九三○年的承蔭里，是兩棟對稱的三層商用建築，每一層前後有大小兩個房間加一個衛生間，在大房間與小房間之間有兩米長的過道。大房間面積二十四平米，小房間六平米。最初大房間用於商家店鋪，如珠寶店、古玩店、綢緞店鋪等，小房間作為商家經理室和休息間。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承蔭里的商家店鋪都消失了，新政府收回國有，出租給居民入住。兩棟三層樓的承蔭里分八個門，住戶二十四家。

記得一九六五年，我八歲那年，住在一號門的馬大娘來到我家，她手拿兩個本子和兩個布袋，說是來收水電費。馬大娘與母親嘮會嗑，就開始核對水電費，母親交了費，馬大娘就去下一家收費。母親告訴我，馬大娘是老住戶，她丈夫曾在這裡開絲綢商店，後來公私合營，店鋪就搬走了，她一家留住一號門一樓。

我問母親，為什麼要來收水電費？母親說：「二十幾戶人家使用一個電表和一個水表，水電公司的人每月來查表，水電費要由大家分攤。」我又問：「為什麼要核對水電費？」母親說：「每家使用的電燈數量和燈泡瓦數不同，擔負的費用不同。而水費是按家庭人口均攤的。」我明白了，使用燈少、燈泡度數低，就會省錢；像我們人口多的家庭，負擔的水費就會多一些。這時也懂得了「節約用水」、「節約用電」的含義。

後來我長大了，理解了一九三○年設計建造這座建築物時，只安裝一套水電計量表。一九四九年，商用建築改為民居時，未增設每家使用的水電表，導致住在這裡的居民繼續沿用民國時期租戶平均分擔水電費的辦法。

收水電費是二十四戶輪流擔當的，收齊的水電費，最後要交給水電公司。如先從一號門一樓的馬大娘家開始，下個月就是一號門二樓的趙家收費，以此類推。我家住在八號門，當輪到我家時，那時我已十歲了。我見到母親拿著水電本，水費本上寫著每家人口數字，電費本上記錄每戶使用燈泡數量和燈泡度數。母親將總水電費，依此計算，分攤各戶的水電費。

水電費計算好了，母親要去收費，我感興趣，跟著母親一起去收費，在這個過程知道了鄰居的一些家事。

首先來到錢家。錢家是我們承蔭里的大戶，為何稱之為「大戶」，是因為他家在一九四九年前是天津的資本家，經過一九五○年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公私合營，雖然財產被稀釋了，但是還有一點家底。一家三代人住二樓和三樓，生活也不差。他家電燈多，燈光明亮，過道還有一部電話機，付的水電費也最多，可以說已過上當時人們憧憬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

可此景不長，文革期間，紅衛兵來抄家，電話被抄走，好多貴重物品也被拿走，抄家那天，我看到有人從他家的櫃子裡翻出一件清朝官服和官帽，還說他們是封建社會的後裔。再後來，錢家失去了二樓居住權，擠到三樓住。

來到齊家，齊家是革命幹部家庭，一家五口人，齊家的女兒是我同班同學。她家布置簡樸，也很整潔。

到了一九七○年代，齊家是承蔭里二十四戶首家擁有黑白電視機的家庭。讓人羨慕的不只是電視機，更是一種「特權」的象徵，因為電視機是緊俏商品，有錢也買不到，需要限量配發的電視機購買券。讓人更羨慕的，還有齊家的兩個兒子都參了軍，要知道那時初高中畢業的青年，最好出路就是參軍。

又來到了張家，張家一家三口人，張奶奶、張叔和張叔的獨子小寶。張家人口少，家裡比較簡陋，水電用得很少。聽說張奶奶不喜歡兒媳，因婆媳不和睦，張叔就與小寶的母親離婚了，街坊說：「小寶爸是個孝子，也是一個窩囊廢。」

幾年後，張奶奶病逝，張叔與小寶的母親復婚，九歲的小寶終於見到了母親，一家人又團圓了。可在這裡面，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辛酸。

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七○年代，我先後三次在承蔭里收水電費，了解到二十四戶人家按家庭成分畫分：革命軍人家庭一戶、革命幹部家庭兩戶、資本家家庭四戶、職員家庭六戶，其餘是普通市民家庭。

在那艱辛與發展緩慢的年代，不同的家庭遭遇了不同的坎坷與曲折，每個家庭都有喜樂哀傷的故事。柴米油鹽家鄉茶，水電收費訪鄰家。歲月悠悠話故里，遊子回首夜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