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台灣型男——沒有顏值、沒有背景，蕭萬長：「在那個可以做事的年代，沒有人會擋你。」（上）

不知何時開始，政治圈像影視圈，也流行「人設」。四、五十年以前，政治人物不必人設，不必辦演唱會，不必蹭網紅，只要好好做事。他們常常很無趣。

「微笑老蕭」就是這樣，自1980到2010年左右，台灣人民對蕭萬長熟悉到近乎沒有新鮮感，他永遠只有一號表情，但多數人不知道在招牌微笑之後，他這個小外交官出身的公務員，腸胃很差，三十歲出頭第一次出使國外，就曾胃痛到把車停在路邊，也不知道他在菸酒談判時十二指腸潰瘍出血，更不知道他的晚期肺癌在控制十三年之後卻中風。

2020年底他「橋腦栓塞」，左半邊癱瘓。經過三年堅毅地復健、運動，現在，八十四歲的他除了身邊多一根柺杖，依舊抬頭挺胸。

「年年蕭萬長，事事蕭萬長」，自1970年代晚期起，他常常替台灣參加各種國際談判，並五度代表總統參加APEC領袖會議，即使在卸下副總統重任後退休，仍帶領工商團體奔走歐美亞及大陸，並成立「兩岸企業家峰會」，替他們架設高層平台。

多數人看到他的風光，但是，極少人知道在龐大的壓力和工作之下，他除了腸胃不好，牙齒也只剩一顆。他在副總統將滿周年前夕，肺癌確診，術後良好，家人正為他挺過癌症的考驗而安心時，老天又用一記重拳把他打崩在臥室。

中風後，他在榮總加護病房醒來，微笑老蕭不笑了，第一句話是「我好累」，這應該是大腦在生死交關那一刻快速回放了一生影片，他的直覺反應。當他發現自己連在床上坐起來都辦不到時，很少露出沮喪之情的他悲傷了：「為什麼是我？我不菸不酒，也不交女朋友，為什麼是我？」

父母留給他的是最好的身教

他一直是一個「標準公務員」（以前這句話是形容一個人正派規矩可信賴），連生活作息都很自律、嚴謹，為什麼老天對老年的他不罷手？

能怪天嗎？

他自小勤勞，到老都不太會玩，沒有娛樂。他的父母賣菜，都是文盲，蕭萬長放學後就要幫忙記帳、扛東西，這也讓他自少年起就是高低肩。蕭媽媽長年氣喘，嚴重時，睡覺只能半躺，以免喘不過氣，蕭萬長晚上常用瘦小的身體與媽媽背靠背，讓她有一點支撐，可以平順呼吸，而他就利用那個時間讀書、做功課。

這樣長大的蕭萬長是學霸。他以第一志願考上政大外交系，八學期拿七次第一名，並以第一名考入外交研究所。他大三就參加高考，也是第一名（普通行政組），畢業後參加外交特考，還是第一名。當年政大圖書館有一個固定的角落，同學都知道那是蕭萬長的位子，因為他只要沒課就「釘」在那裡。

這個學霸畢業後原本可去哈佛念書，但錄取通知書寄到嘉義家中，媽媽拿給鄰居看，大家七嘴八舌，勸她不要讓兒子去：「出國就不會回來了。」因為有一個鄰家孩子赴美讀書以後，變成「黨外」，看不順眼台灣政府，留學變成長期留美。媽媽把哈佛錄取通知書藏了起來，他當時正在服役，很久以後才知此事，錯過了回覆哈佛的時間。

「我很認命。」他常這樣說。一般人以為「認命」很消極，他的認命是「務實」，省下怨天尤人的時間和力氣，把「操之在人」的部分放下，把「操之在我」的部分做到最好，腳踏實地。他錯過了哈佛，卻在台灣從一個外交部小職員，一步一步以實力晉升到國貿局長、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陸委會主委、行政院長，最後成為副總統。其中還一度奉命返鄉參選立委（時任總統兼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告訴他，那是有人要「害」他，但李贊成並鼓勵他參選），打敗爭取三度連任、擁有民視資源的立委蔡同榮，他成為第一位參選的政務官。

蕭萬長從未立志做大官，他從小唯一的「立志」是絕不做商人。他看到父親從商，生意那麼好，工作那麼辛苦，卻家無恆產，爸媽常為錢關起房門吵架，大哥也只念到小學就要幫忙家裡工作。其實，他父親不是沒有賺到錢，而是樂善好施，鄉親去世沒錢埋葬，蕭爸爸就會捐棺木。父親常告訴他：「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所有財產都是假的。」蕭萬長才剛進國貿局時，父親就嚴厲地告訴他：「絕不能貪，一定要廉。」蕭萬長每次返鄉祭祖，面對祖先牌位，挺直腰桿，都會想到父親這些話，他充滿感恩：「我父母目不識丁，留給我的是最好的身教。」

中華民國要強大，一定要靠經貿

他青少年時期對自己唯一的期望就是「要有國際觀」，外交系是早年台灣學生探向世界的熱門科系。他的同學，全班三十多人，幾乎都是以外交系為第一志願。1962年他剛進入外交部時，我們邦交國有七十多個，但七○年代外交重挫，先是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然後是1972年中日斷交（當年我們不會說是「台日斷交」，中華民國認真而莊嚴地稱自己是「中國」）、1979年中美斷交。台灣媒體七○年代常用「國際局勢，波譎雲詭」形容我們的嚴峻處境，總統蔣介石呼籲大家「莊敬自強，處變不驚」。2016年起，我們又連丟九個邦交國，現在邦交國只剩十三個，台灣已無感，真的「處變不驚」了。

蕭萬長在外交部工作十年，已是亞太司科長，駕輕就熟，但他看出台灣的外交困境，建議要有「應變」計畫，以免斷交慌亂，這是他的務實，但被長官指責是「失敗主義」，他很灰心。務實的他更看出「經貿」才能在國際場合交到朋友，「中華民國要繼續強大，一定要靠經貿」。他渴望到國貿局工作，自請辭職，外交部不捨，用「商調」的方式，讓他轉到國貿局做「稽核」，希望有機會再把他調回。

誰也沒料到這個不惜降調的年輕外交官，後來以「經貿外交」替台灣在國際困境中披荊斬棘，而且帶領出口導向的台灣和世界一步步接軌，以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為目標，逐步讓台灣從像一個草莽出身的青少年轉大人，優雅、文明地遵守世界規範，這是一個漫長、巨大的艱辛工程。

更可貴的是，在中美斷交全台不知所措那一刻，蕭萬長在華府以不到十個工作天（實際作業約五天），替台灣爭取到美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後來更是突破國內外困難，加入GATT（WTO前身），開出一條大路。台灣這個極小而特別的海島，在世界地圖上堂堂正正地立足了。

1972年蕭萬長剛開始跨足經貿，從零學起，「我像一張白紙，什麼都不懂，」他很清楚：「這對我是很大的冒險。」他白天工作，晚上去政大公企中心上課，學習貿易理論與實務，全然陌生而新鮮，他一點都不覺得困難，有興趣極了。除了上課，他也閱讀檔案，別人認為枯燥，他卻興味盎然，他這個門外漢很快對台灣經貿有縱深而全面的了解。

他的外交專業也在國貿局很快獲得重視。當年台灣紡織品出口很強，美國給予配額限制，國貿局副局長邵學錕帶著有外交背景的蕭萬長赴美參加談判會議，竭盡所能替台灣爭取最大利益，蕭萬長在現場既做翻譯，還做筆記，晚上回到飯店，立刻寫好當天報告，邵學錕第二天一早即可傳真回台北，很有效率。

國貿局前身是「外貿審議委員會」（後又改名為「外匯委員會」)，是台灣財經決策機構，前兩任主委為徐柏園、尹仲容，1969年二度改組為國貿局，第一任局長是汪彝定，他很快發現蕭萬長這個年輕人。蕭萬長才到國貿局一年，汪彝定就召見了他，給他一本英文書，提醒他：「每天的業務都會強迫你快速學習，但是，培養國際視野必須常常讀書。」兩三周後，汪彝定打電話來：「我給你的書看了沒有？有什麼心得？」孺子可教，汪彝定常常丟給他幾本書讀，對他影響深遠。汪彝定就像當年蕭萬長在政大外交系的老師李其泰一樣，對他的未來充滿關切，既是嚴師，也是貴人。

汪彝定是安徽人，西南聯大畢業，公職最高職務除了台糖董事長之外，就是經濟部次長。當蕭萬長升任經濟部長後，拜訪恩師，汪彝定告訴他：「你當上部長，我比自己當上部長還高興。」汪彝定在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裡對自己作為第一任國貿局長培育新人，「看見幾位後進……脫穎而出，為國家棟梁。」極感欣慰，他舉例的第一人就是蕭萬長，並提及「萬長兄曾有人以極好的條件想拉他去民間機構工作，我和他的朋友說，萬長是要給這個國家做更大貢獻的，你不要拉他。我沒有看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