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國安偵辦」助理費案 恐戕害立法權

立委高金素梅因涉詐領助理費、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及詐領協會補助款等，遭北檢大規模搜索，並約談18人。本案之所以引發外界議論，實因由國安站出手偵辦貪汙案。目前案件雖在偵查中，但有關涉及詐領助理費部分能否因近來修法而解套，以及此案會否拉高到國安法層級，實都值得關注。

先談助理費部分。目前有關立委助理費，乃依立法院組織法第32條第一項規定，立法委員每人得置公費助理8人至14人，由委員聘用，且由立法院每年編列每一立委一定數額之助理費及其辦公事務預算，公費助理並與委員同進退，並得依據勞基法為相關費用給付。此一條文最大的問題，即是國會助理，到底雇主是立委、還是立法院？

就司法實務，較傾向於助理費用非屬立委實質補貼，等同否定立委雇主地位，就使助理費用及加班費不能移作他用，即便薪資已入助理帳戶，且由其捐為公積金，也易被認定是不樂之捐，甚或是立委的私人小財庫，致觸犯貪汙治罪條例。

反之，亦有判決認定，立委本身即為雇主，則助理費用等同是實質補貼，就有較大的調配彈性，故於助理費所捐出的辦公室公積金或零用金，只要非以人頭浮報薪資或加班費，且支出與問政有關，也就是一般所稱之大水庫，即便核銷時有些許誤差，仍因未有意圖不法所有，致不該當公務員詐領財物之重罪，頂多落入刑法的背信罪或詐欺罪。由於立委助理費用，僅有區區一法條為規範，更難以在具體個案明確下，既會出現相類似案件的不同對待，更會使同一案件在不同審級間來回，致使司法公正性受質疑。

今年1月底立法院修正立法院組織法，並在第32條第二項，正式將公費助理薪資、專業加給、健檢費用、工作獎金與補助津貼等等，納入立委的補助費用，這似在確立立委的雇主地位，有關浮報此等費用，也可能因此揮別貪汙治罪條例之適用。不過此修正法條行政院長尚未副署，且因涉及貪瀆案件，審判期間往往漫長，非三、五，甚至十年不能了，故類如高金素梅之案件，能否依據刑法第二條第一項的從輕原則，即適用有利行為人的新法，必有所爭執，恐又會陷入司法的反反覆覆。

除助理費外，從中國輸入快篩之部分，亦讓人有疑惑之處。因在疫情期間，為因應市場短缺，衛福部以每人從境外攜帶100劑快篩為上限，毋庸事前核准，故只要非為營利，即便以多人分別攜入方式，實也無觸法之虞。至於將快篩贈送民眾而涉賄選部分，也經法院判決無罪。

從調查局國安站主任亦參與此次搜索來看，顯是要溯及前端是否有中方介入選舉。但不論是反滲透法，抑或是國安法，對於成罪要件，如受境外敵對勢力之指示、委託或資助選舉，或者為其發展組織等等，處處充滿不確定性。故若贈送快篩期間正值選舉，其又源於對岸，即便證據薄弱，訴追機關還是可輕易將之連結，就讓當事人陷入更嚴重的國安犯罪，致得在長期訴訟中，不斷自證清白。

對立委之指控，以及對立法院的大規模搜索，是何等嚴重之事。若不顧程序正義，又採取先搜索、先聲押，再慢慢找證據的偵查模式，既是對人權的侵害，亦是對立法權的極大戕害。

（本文取自2月12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