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於為權力「為賦新詞強說愁」台5位大法官的憲法盲目症

憲法法庭日前就全民健康保險法扣費義務作成115年憲判字第二號判決，再度引發憲政正當性爭議。由於大法官蔡宗珍、朱富美、楊惠欽3人認為，應依新修正的憲訴法，由至少10人組成評議庭，因而拒絕出席；本號判決最終僅由謝銘洋、呂太郎、蔡彩貞、陳忠五、尤伯祥5位大法官作成。3位缺席大法官則提出不同意法律意見書，明確質疑憲法法庭組成的合法性。

呂太郎大法官卻在協同意見書中反批質疑者是「綑綁憲法運作的緊箍咒」，並主張憲法第175條第一項僅屬過渡性規定，立院已無權再依該條制定法律，以拘束大法官行使憲法解釋權。這表面上高舉憲法，實際上卻是盲目於憲法明文，並進一步否定憲法訴訟法拘束力，憲政風險不言可喻。

事實上這並非呂太郎首次在關鍵時刻，對憲政制度要求採取退縮立場。5年多前，立法院行使第6屆監察院人事同意權，未經任何實質審查與詢問即逕行表決，明顯違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程序規定；跨黨派41位立委因此聲請釋憲，要求大法官釐清憲政底線。

但當時大法官包括呂太郎在內，卻以立法院會決議屬國會自律事項，尚無明顯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為由而不受理該案。此一處理方式，與釋字第342號、第499號所揭示「國會自律並非無限制」的立場並不一致，也被不少法界人士視為對憲政爭議仲裁責任的退縮。回看呂太郎對憲法第175條的詮釋，其問題核心就是否定憲訴法對大法官的拘束力；當這種態度接連出現在多號裁判中，就難再以「見解歧異」加以化解，而是涉及「法治國原則」的根本問題。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法律是由立法院制定、經總統公布，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反覆適用性的規範。法律與條例不同，不為特定人或特定事件而設。憲訴法正是基於憲法第175條第一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的明文授權而制定，其規範對象是所有憲法法庭的裁判行為。若僅因裁判者自認不宜受拘束，即主張法律已不再適用，動搖的不只是單一條文，而是依法審判的制度基礎。

憲法是根本大法，而非可隨大法官需要的任意文本。憲法法庭明知程序爭議存在卻仍一再作成裁判，「法治國」的最後防線即非大法官專有；檢察官依法負有對犯罪嫌疑啟動偵查的義務，不因對象身分或政治敏感而有所差別。檢察官是否依法對違憲枉法裁判的大法官偵訴，攸關整個司法體系的權威。

司法院前院長翁岳生向來教導與實踐法官必須依法律審判的「法治國原則」，今日憲法法庭之運作顯已背離此信念，期待翁前院長能為自己畢生捍衛的價值發出必要提醒。同樣地，身為全國唯一的法律學院士、前大法官王澤鑑院士，對「法治國」的象徵意義，不僅在其學術地位，更在其道德權威。當憲法法庭的程序法制遭到嚴重侵蝕、明知程序違法仍要裁判，已非個別政治爭議而是法治危機，王院士亦不應沉默。

綑綁憲法運作的從來不是依法要求遵守程序者，而是那些自以為站在憲法之上，卻早已背離憲法的人。當大法官甘於為權力「為賦新詞強說愁」，司法公信力的流失、司法制度的全面解體就是必然，這才是最令人憂心的事。

（本文取自2月9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