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1961年甘迺迪就職名言

現在重新思考美國第35任總統甘迺迪，他在1961年的就職演說中的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

甘迺迪這句話放在今天的社會情勢，仍讓人腦力激盪。當年是說給 「我的同胞們」聽的。可是同胞們的繳稅， 投票，遵紀守法就是對國家做出最基本貢獻的好國民了。

如果提高一個層次看，甘迺迪的名言應該可以是對美國當朝的大員及兩黨的國會議員說，也很恰當。今天的政府紅藍在分裂狀態下， 聯邦政府關門月餘才剛恢復工作，法官的裁決如無牙老虎，不受行政部門尊重。憲法第四修正案對刑事逮捕的要件被有意忽略。我們要問這些大員及議員能為國家做什麽？他們現在所思何事？又所司何事？

回想麥康諾（Mitch McConnell）在參議院議長任內， 支持其政黨的過程相當隨興的超過對國家的熱愛。在2016年春天拒絕歐巴馬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加蘭德 （Merrick Garland）舉行聽證會， 理由是太接近選舉； 而四年後在2020年選舉前數天，卻迅速確認川普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巴瑞特（Amy C. Barrett），麥康諾展現了他的行事風格即「黨利高於國家利益」。

今天再看我們的最高法大法官對許多重大議題的裁決，都呈現6比3的意識型態分裂。尤其在墮胎， 投票權， 國民兵的調派，總統行政權力擴張及最近的選區重畫， 這些高度政治化的議題， 最高法院幾乎固定呈現保派守6票對自由派3票的結果。我們深信這9位大法官也盡力維持美國的立國精神， 讓美國偉大。 可是從各級法院到最高法院的裁決， 對重大且高度政治化的案件， 竟有如此大的分歧； 他們都是接受法學院的鍛煉，也都是美國法學界的翹楚，這樣的分裂，我們也只能歸結「黨同伐異」高於國家利益。

在理論上，法律本來就要有「可預測性」，這樣社會的運作才能有穩定性，因為法律明確，原則一貫，有過去的判例可循。如果可預測性來自意識形態，只要看法官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就知道結果，那麼法官會被視為政黨的代理人，法律的權威被削弱，社會對司法的信任會下降，法官不再受到尊重。

在明年開春， 最高法院要聽證的幾個重大政治議題如出生公民權的挑戰， 總統對獨立機構成員的任免權及對關稅徵收是否越權等重大議題， 我們拭目以待大法官們能重新思考甘迺迪的名言「能為國家長遠的利益做些什麼」 而不是黨同伐異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