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準會獨立性的威脅與辯護

21日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聯準會主席候選人華許（Kevin Warsh）開場就強調「聯準會獨立性」的必要，直陳川普從未要求他預先決定、承諾、固定或決定任何利率決策，強調「我也絕不會同意這麼做。」

華許重申的，是1951年《財政部－聯準會協議》所確立的「聯準會獨立性」原則。但諷刺的是，華許獲提名的大背景，卻正是川普對上述原則的踐踏。

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其實是川普在2017年所提名，但早在2018年，就傳出川普對其升息決策的不滿，甚至討論到能否「開除」或「降職」。去年川普重回白宮，對鮑爾更屢下重手，從社媒謾罵、威脅解僱，甚至讓檢調發起刑事調查。

川普作法引來各界質疑與批判，連同黨參議員提里斯（Thom Tillis），也公開反對川普對鮑爾的司法騷擾，並揚言在該刑事調查終止前，拒絕在銀行委員會同意任何聯準會提名案，不過由於司法部日前宣布將對鮑爾的調查結案，所以提里斯已表示不杯葛。

在各界批判聲中，右翼輿論圈存有三種論調，值得進一步檢視：一、總統貨幣權論：副總統范斯曾主張，利率決策不應是由上而下的「神諭」，而是選戰中可辯論、民選首長能決定的議題；而「美國復興中心」領袖沃特（Russ Vought）也曾從對「深層政府」的批判出發，反對聯準會獨立，主張應納入總統行政權所轄。

然而當代憲政，從來就是要在專業與民意間找平衡，既避免專家獨裁，也避免民粹亂政。聯準會的制度設計絕非「不受問責」，而是「受國會問責」。其穩定物價與促進就業的角色源於立法授權，主席也得定期赴國會作證、公開決策，好讓貨幣政策向全體公民的「長期利益」負責，而非迎合任何總統的短期政治盤算。

二、債務融資優先論：如財經評論人摩爾（Steven Moore）常以美政府每年利息支出近兆，抨擊聯準會「利率太高、應該降息」。而金融史家納皮爾也曾主張：高債時代，政府應更強勢動員金融體系，壓低利潤以將資金引向戰略投資。

這類思路，恰是聯準會前主席葉倫警告過的「財政主導」陷阱；一旦央行把政府債務納入決策考量，其就會從穩定物價的使命，滑向替政府處理財政壓力的帳房；其雖能在會計上減輕公債負擔，卻會透過壓低存放款的利息報酬，惡化資本配置並損及經濟動能。況且，一旦市場意識到央行在替政府壓低利率，就會提高通膨預期，並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最終反而導致長期利率上升。

三、戰時產業動員論：傳統基金會曾在報告中指出：高利率將限制國防產業的融資與發展，侷限國防工業產能的擴張。這派論者主張戰略產業需要更「國家化」的金融工具。時值伊朗戰局，更易讓人附和這類論調。

不過若細究美國防工業，會發現瓶頸不是融資成本，而是產業結構限制——如特殊料件的供應鏈、技術工人短缺、軍工採購程序的官僚效率等。再者，利率等貨幣政策是影響廣泛、但效果「不銳利」的政策工具；若要扶植軍工這種特定產業，應採更能立竿見影的補貼產業政策，不應以總體經濟為代價。況且伊朗戰爭造成能源價攀，若此刻再降息，恐將火上加油。

回顧過往，從一戰期間的威瑪德國、軍國主義下的日本、及二戰到韓戰間的美國，都曾因戰爭與財政壓力迫使央行配合政策，最終都導致通膨反撲，造成社會惡果。

「央行獨立性」絕非抽象的制度，而是證據確鑿的經濟安全閥；當聯準會頂住壓力，總統可能得付出代價；但若扛不住，就換全民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