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特教授的禮物

四十多年前，我來美國讀碩士。鑒於留學機會來之不易，又有幸享受全額獎學金，便竭盡全力，每學期多修兩門課，馬不停蹄上暑期班，成了就讀大學罕見的兩年獲得兩個碩士學位的畢業生。在畢業典禮招待會上，教授同窗紛紛前來祝賀我，政治學系的格羅特教授也笑盈盈走到我身邊，請我在招待會後，去他辦公室一趟。

我在碩士班的第一學期曾修過格羅特教授的課。他的課排在下午四點至六點，因我住得離學校較遠，而回家的末班公車是五點三刻，不得已請教授恩准我提早幾分鐘離校去趕公車。格羅特教授聽罷，主動提議開車送我回家，他住得離我住處不遠。於是，搭了一學期便車，我跟格羅特教授熟了起來。1960年代初，他從史丹福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後，曾去華府參與和平隊（Peace Corps）的籌建管理工作。自那以後，世界和平和援助貧困國家發展成了格羅特教授的人生使命，他多次趁寒暑假去各國遊學或做志願者。

在辦公室，格羅特教授開門見山說：「聽說你秋季要去南加州念博士了，沒有得到全額獎學金。假如財務上有困難，我可以資助你，我不希望看到好學生因財務困難而放棄讀博士。」

他的熱心慷慨令我感動。但我感謝了他的好意，謝絕了他的資助。雖然第一年的獎學金不足支付全部學費，但那所大學有不少校內工作機會。萬事開頭難，只要第一年能撐下來，之後的路會越走越寬，因此我有信心能靠自己完成學業。

格羅特教授欣賞我的樂觀和獨立精神，一邊笑著把寫有電話號碼的黃色小貼紙遞給我：「這是送你的畢業禮物。一旦遇到特殊情況需要錢，馬上打電話給我。」

捧著小貼紙，感受到的是厚重的關愛和期待。我把貼紙夾在日記本裡，每天打開日記本，暖心的小貼紙激勵我勇敢向前。有如此關心我的老師做後盾，我還怕什麼呢？

三年後，念完博士，我回北加州母校任教，跟格羅特教授成了同事。那時候，校內的國際學生越來越多，格羅特教授在教學之餘成了「文化大使」，想方設法幫助國際學生瞭解美國文化。他不說空話，而是從細微處入手，請從未嘗過漢堡的學生吃漢堡；帶不瞭解美國非裔文化的學生去非裔教堂做禮拜；感恩節安排外國學生去美國家庭吃飯；定期舉辦國際學生午餐碰頭會，分享各國情況。這些聽似微不足道的活動，卻需要大量時間落實細節，如每年感恩節聚會，格羅特教授需要聯繫幾十個美國家庭。

一日在校園遇到格羅特教授，得知他繼承了一筆遺產，並決定用這筆錢來資助財務窘迫、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女生。之所以資助女生，是因為不少國家依舊信奉男尊女卑，格羅特教授要以一己之力幫助婦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先後資助了二十多名女學生，其中好幾名來自中國。我稱讚他慷慨助人，他笑答：「這比開勞斯萊斯有意義，也有意思多了。」

格羅特教授已離世數年，我卻依然保存著小貼紙，它是仁慈、愛心和慷慨的象徵，充滿了最美的人間真情。（寄自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