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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移民40年的金馬導演 胡安追求獨立之音

胡安導演出席「五彩繽紛」的放映活動。(Getty Images)
胡安導演出席「五彩繽紛」的放映活動。(Getty Images)

金馬獎獲獎導演、知名跨國公司副總裁、紐約大學商學院畢業生……眾多光彩奪目的頭銜背後,胡安還有一個不常被人提及的身分——「移民」。

憑藉入行首部電影就榮獲金馬獎、金雞獎、華表獎及東京國際電影節提名,結識陳凱歌而因緣際會邁入導演陣營,合作了周迅、鄔君梅、王志文、夏雨、呂麗萍等眾多一線演員的胡安,卻鮮少提及自己這些光鮮的過往,彷彿在她心底留存的自己,還是那個上世紀70年代末期,隻身來美在打工和節省中度日,時常因文化差異和思念故土而落淚的「弄潮兒」女孩。

「來美國以前,中國文化是自己生活中的主流,結果到了美國以後,它變成了一種亞文化。」這份巨大的差距感,還有難以言說的零落感,成為胡安觀察中西文化差異和移民生態萬象的契機;也是她在息影15年後,取材個人經歷聚焦失讀症兒童,拍攝出電影「五彩繽紛」的創意源泉。

胡安導演在工作中。(胡安提供)
胡安導演在工作中。(胡安提供)

極大自由 帶來極大孤獨

骨子裡嚮往自由、拒絕被管束的胡安,在美國40年的移民經歷,既享受了那種「沒有人管束你的極大自由」,也體會了「沒有人來關心你的極度孤獨」。

只是如今已經看遍半生繁華,早已對名利免疫的胡安,還是會在談及最愛的藝術和文化時,倔強地說,「我比較重視是否能自由表達,不給我講話的機會,我是無法忍受的,為此我可以付出我所有的代價。」

她是名人,也是母親;她是導演,也是看客。胡安和筆者在一小時的對談中,分享了自己對於中美差異、沙拉文化、身分認同和亞裔仇恨犯罪的看法,當然,還有她最愛的電影。

記者:1970年代當您決定來美國之前,對這個國家印象如何?

胡安:中美兩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就像從電影裡看到的美國是彩色的,而回望自己在中國的生活是黑白的。

記得第一次到美國剛下飛機時,迎面而來的是燈的海洋,那時在中國晚上全是黑的。我坐上私人轎車到朋友家,在接下里的生活裡發現,人人都開車,朋友的很多好的用品和衣服都隨便扔,當時真的非常驚訝,心想為什麼物質可以這麼富裕?又怎麼可以這麼浪費?你給我做麻布袋多好啊。

除了面對巨大的差距感之外,還有難以言說的零落感,那種沒人來關心你的存在,沒有人管束你的極大自由,也帶來了極度的孤獨,像是被放在太空中間的感覺。

那時我先到舊金山,找到一份寄宿但幫住家打掃衛生的工作,一個月賺200元,房東也包我吃住;白天就去英語補習學校,半年下來存了1200元。那時候真的是省吃儉用,除了充值每天要坐的公共汽車月票,其他就是吃三明治配小礦泉水,就這樣重複吃了六個月。

除了生活的艱難以外,也開始近距離體會體會文化上的差異。記得當時房東的兒子吃完飯和父親打電話,隨口說「待會再聊」,我就想起自己曾經生活的環境,凡事都要「立刻回覆」,就意識到很多深層的東西不一樣。加上在本身的文化環境裡長大,對人與人之間的「私密感」(privacy)感覺不敏感,鬧了不少誤會,有好幾次因此受傷而想家,在樓梯裡抱頭痛哭。所以我40年的移民經歷,是這樣一點一滴過來的,時刻在感受這裡和中國的文化差異。

胡安來美40年,觀察中美文化差異和移民生態萬象。(胡安提供)
胡安來美40年,觀察中美文化差異和移民生態萬象。(胡安提供)

與眾不同 激發創作源泉

記者:很多美國出生或是移民的華裔,都面臨歸屬感和認同感的矛盾,您有過這樣的困惑嗎?

胡安:我很坦然,我們就是屬於中間地區,用「橋梁(bridge)」形容其實很貼切,兩邊溝通的擔子就落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可能並不是某一邊的專家,但是對兩邊都懂。

來美國以前,中國文化是我們生活中的主流,結果到了美國以後,它變成了一種亞文化。人在這個當下需要加深對自己有認同感。其實美國很自由,別人不會來隨意影響你,所以其實不一定要特別歸類自己是哪邊,處在中間有很大的優勢,「與眾不同」恰恰是激發創作的源泉。

在美國我們就是沙拉文化,是一種混合的產物。未來的世界會越來越走向這個趨勢,因為互聯網傳播太快,所以其實不用特別執著,不需要培植某些圈層固有的傲慢與偏見。

記者:在美國哪些沙拉文化做得比較好,是韓國嗎?他們已經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胡安:非裔做得最好。最近我看了一項統計,發現在美國的各個種族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年收入最高的,是白人和亞裔。由此我們發現,其實亞裔在少數民族中,屬於社會頂級,因為我們很努力,經過5000年的傳統,早就知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非裔曾經的地位是很低的,他們是被買賣做苦力的,不像我們一些華人是自願的,這中間有這樣明顯的區別。這麼多年的處境,讓他們在教育等方面,起步比亞裔要慢,在社會層面上所取得的進步,也沒有亞裔那麼快。

「五彩繽紛」電影劇照。(胡安提供)
「五彩繽紛」電影劇照。(胡安提供)

小眾電影 盼在全美發聲

但是非裔有個很好的內在力量,就是敢於去奮鬥,敢於去鬧去表達;相比亞裔是容易妥協的,凡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是好處也是巨大的弱點,聰明人和傻子在一起,傻子有時候會贏的。所以他們在這種性格下,會把事情鬧得讓全世界都知道,讓所有人都認可這個事情了,從而激發一種新的社會認同。中國人彷佛在兩種角色之間轉換,就是智囊和奴才,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了一種民族特性。

所以我很希望在美國的華人可以做一點點改變,具體怎麼講呢?就是我們都知道,參政是件很煩的事,但這樣才可以有管理權和話語權。我們下一代的語言問題會好很多,會有一些新的人才出現,不像過去參政人才奇缺;去年亞裔仇恨犯罪頻發,替我們說話的人也很少,因為根本沒有能發聲的人。

我做「五彩繽紛」這個電影,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就是希望美國老百姓能看到華人的生活,通過電影對華人社區和族群有一些了解。因為了解就會有慈悲心,就像張愛玲講過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美國人其實蠻有善心的,他們會替你去遊行,替你去喊不平,就像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中對非裔那樣,我希望主流文化藉此也會對華人的態度有所改變。

其實我們能在美國社會上去宣傳、發聲的渠道還有很多,我們可以做的更多,所以我做「千家社區放映計畫」,就是希望小眾的華人電影,可以請全美國社會各個族群去看,而不是只局限在華人自己關注和報導。

記者:很多年長的華僑認為,亞裔仇恨犯罪源於嫉妒,您怎麼看?

胡安:仇恨可以由很多原因導致,但發出的對象都是不太成功的人,譬如一些川普粉絲中沒上過學的白人,還有很多非裔。因為亞裔體型顯得弱小,為人又是謙虛和低調,這些不成功的人就找個軟的欺負和發洩,加上都說新冠是中國來的,導致種種社會原因碰在一起,出現了仇恨犯罪。

胡安導演表示,華人受到歧視要發聲。(本報檔案照)
胡安導演表示,華人受到歧視要發聲。(本報檔案照)

亞裔外在形象要提升

我和一位華人僑領聊天,談到亞裔的形象問題,共識認為這是我們要反思的地方,就是應該注意提升外在形象,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昂首挺胸 、談吐得體、而不是斤斤計較的。

年輕人在這方面做得很出色,但年長的這方面存在極大的美學教育缺失,不知道衣服怎麼搭配,吃飯把碗捧在臉上,這種都會帶來負面形象的影響,應該極度注意。

美國對移民和外來人是滿好的,多少人來這裡是占福利的,只拿不給,但美國都容忍了。我在這裡40年的經歷,歸根結底自己是個受益者,我對美國是感恩的。

雖然有很多媒體希望我把自己述說成仇恨犯罪的受害者,但我沒有這樣想,即使有,我當時就把對方罵回去了,事後在媒體前抱怨不是上策,而是應該當時就解決問題。如果當時罵你你不回聲,那他下次還罵,所以您就要盯著他的眼睛,問為什麼,讓他們下次不敢再欺負你。

很多美國人看完我的電影,我聽到的反饋是,「原來有人這麼需要幫助」,而沒有一個人和我說,「這些人是來占福利的」。所以我覺得問題不在這裡,很多層面亞裔已經做得很好了,只差最後一個,整體外部形象要提升。

記者:亞裔在美國職場有「竹子天花板」嗎?憑藉您之前在跨國公司的經驗,是否也這樣認為?

胡安:凡事都有原因,美國社會和中國社會的文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境。美國是明面競爭的戰場,人們都真拚真打,誰的聲音大,擁有表面的強壯,就可以走遠。但中國不是,中國人最高的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等你發現自己失敗時候已經晚了,表面根本看不到煙火,但底下是暗流洶湧充滿計謀和運籌帷幄。

我在中國劇組拍戲,總是遇到這樣的問題,就是我所帶去的強大的優勢,兩周之內就會銷聲匿跡,所以特別無奈也十分不解。在美國恰恰不同,這和性格有關,就是需要人不太自知,對自己幾斤幾兩缺乏視而不見,不知道自己根本不配,但也由於這種無知,你會很強勢去做很多事情,然後別人就讓,等你連滾帶爬把事情做完了,大家看到的是成績,在成績的基礎上,美國人也是很現實的,如果你這事情做成了,我們就按照你的去做。所以美國是欣賞強勢的英雄的。

胡安導演與前紐約市長參選人楊安澤(左)對談。(胡安提供)
胡安導演與前紐約市長參選人楊安澤(左)對談。(胡安提供)

美國欣賞強勢的英雄

我在美國上班是很好笑的過程,當時對業務毫無所知,英語也不行,不是一般的傻,就是一個奇葩(笑)。但是我就是幹活就好,結果給他們掙的錢比誰都多。我當時負責去大陸進口產品,那時候中國的情況是比較閉塞,所有進出口都是幾家部委管,去的話就要拜訪工廠,有些工廠大到副廠長二十幾個,習慣又是從早上開始喝酒,後來人情建立起來了,人家看我一個留學生不容易,就把稀缺的好貨給一些,我捧著合同回來美國將700元進價賣到4萬,公司看到這個成績就不會說什麼了。

記者:感覺您是很有經商頭腦的人,但電影多是走小眾和文藝路線,為何不拍商業電影呢?

胡安:職場上的歷練讓我發現做生意是我一種擺脫不掉的能力,現在很多中國年輕人也是這樣。但長期這樣生活以後,我發現自己的頭腦變成一種很固化的思維模式,就是發現機會,然後看是否有利?是否做得成?什麼方式去做?完全就是機器人一樣,逐漸一些軟性素養和心智被腐蝕得特別快。

所以當公司做得很不錯了,我也可以不為吃飯發愁以後,我發覺自己不想變成一台賺錢的機器(money machine)。

後來在紐約遇到陳丹青、唐頓、陳凱歌他們,發現畫畫和戲劇什麼的,我做不了,但陳凱歌做的事情我也能幹,主要是特別有興趣,當導演可以調動我所有積累的能力,很多經歷可以用。加上我從小就愛看書,一直很願意寫作,覺得電影就是以視覺和圖像去寫作,只不過更具體和聲色犬馬,於是我逐漸從生意場淡出,回紐約大學學電影,後來就觸電了。

那天「五彩繽紛」首映禮,楊安澤第一個問題就是,選擇做獨立電影製作人,是多麼沒有希望多慘的領域啊,為什麼要在這裡混?我就說,想當政治家,看你一天要跑五場活動,但離最後當選也是路途遙遠。他當時聽完也是不好意思。其實就像他棄商從政一樣,因為認識政治家。我是因為認識電影人,人家覺得你不行,你就想不斷證明你可以。

導演有很多選擇,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去拍商業片,不選擇拍英文片,不加入色情和暴力。

其實我也願意拍商業片,這樣票房會很好。但是首先我會問,我又不缺錢、不缺名,我以前出過名,我知道出名的五分鐘名利的含義是什麼,我已經不被其誘惑;但我也不恨出名,只是對那個事情沒有多大的熱情,我也不需要power,振臂一呼讓選民都選我來當總統,所以我為什麼不能按照自己想的方式去拍呢?這是我唯一的機會來任性一下了。

胡安執導的電影「五彩繽紛」關注失讀症。(Getty Images)
胡安執導的電影「五彩繽紛」關注失讀症。(Getty Images)

千家放映計畫 繼續推進

記者:您的下一部電影有確定了嗎?

胡安:已經有好幾個劇本在手裡,但「千家放映計畫」還在進行,我還沒有找到接手去做的人。目前已經有一百家參與,還有九百家要推廣,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會堅持下去。

在已經放映的社區,我發現主流社會的美國大眾是很接受這個故事的,他們說對需要幫助的孩子和家庭有很大的作用。有觀眾後來找到我說,如果她幾年前看到就不會離婚了,早點理解到是怎麼回事就不鬧了。有小孩看了以後說,覺得「I am okay with myself」,決定接受自己了。有位事業有成的先生看完流淚,說他自己本身也是失讀症,但沒有給人講過,現在很感動有人理解。所以這是一件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事情,我們想繼續下去,但看起來會進行很多年,我後面還有好幾個片子在等,想找到接班的人以後再去拍片。

「五彩繽紛」首映活動上,胡Michelle接受訪問。(Getty Images)
「五彩繽紛」首映活動上,胡Michelle接受訪問。(Getty Images)

愛和慈悲 讓觀眾有共鳴

記者:記得您剛發現女兒有失讀症時,曾在中國帶她治療,後來才來到美國,這中間體會到中美對於特殊兒童的照顧,有什麼區別嗎?

胡安:中國人是很有人情味的, 主要表現在對自己周圍的家人和同伴,凡是屬於自己的範疇之內的,類似門前雪一樣,都會打掃的乾淨,但是社區性的彼此之間的關愛,比較匱乏。美國人是門前雪不太掃,家裡照顧不好,彼此之間很獨立,鄰里之間也強調自己的權益,像我電影裡一樣人人都打架。但是美國人充滿社會性的人文關愛,在理念上的正確和不正確之間分得特別清楚,尤其是對弱勢群體有很強的慈悲心。

中國因為多年社會環境的壓制,人們增長了一層強烈的殼,人與人之間有一層強烈的不信任,因此對於別人的關心和遭遇很漠然。這需要很多年去逐漸軟化掉,中國也有很多有慈善心的環境,可以逐漸增長天真、自然和陽光的層面。川普讓美國倒退了很多年,以前起碼還是全球旗幟性的推崇普世價值的國家,但現在也是經常為了小事打來打去。

最近我一直在想,如何使觀眾更快樂?如何讓人感動到落淚?後來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發現只有動了愛心的時候,充滿慈悲的時候,人的內心才會是暖的、鬆弛的;所有處於自私的目的去行事的時候,就會離愛和慈悲越來越遠,也更難和他人有共鳴。這是我從業多年,發現的秘密。

胡安與女兒近照。(胡安提供)
胡安與女兒近照。(胡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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