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藝／一份丟失了的音樂手稿

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為失去了一首鋼琴協奏曲而悲傷，那是作曲家江文也(1910-1983)在我16歲時為我寫的。作品的手稿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丟失，只有第三樂章最近才找到。江文也在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不懈地創作這首作品，激勵了我為這部失傳的作品赋予生命。

江文也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成為我父母的朋友。那時他是我父親擔任校長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的教師。我的父親徐悲鴻(1895-1953)被廣泛地稱為「現代中國繪畫之父」。江文也有時會給我父親按摩，使他睡得更好。父親送給他一幅水墨畫的馬，以示謝意。

1950年，江文也成為新中國的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然而1957年他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失去了教授職位和出版及演奏自己作品的權利。同年，我九歲時被中央音樂學院附小錄取，主修鋼琴演奏。1953年父親去世後，江文也仍常來我家做客。他還將父親畫的馬捐贈給徐悲鴻紀念館，那是1954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推薦下成立的。

我一直很敬佩江文也的音樂才華，從母親那裡聽說他的管弦樂作品《臺灣舞曲》在1936年柏林舉行的奧林匹克國際藝術比賽中獲得了特別獎。這是中國作品第一次在這個國際比賽中獲最高獎項。江文也是最早為西洋管弦樂隊創作中國音樂的人之一；他也是中國鋼琴音樂的先驅。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讀三年級時，我決定在音樂學校裡找江文也交談。當時他被降到函授部。我告訴他，我想向他求教。但我沒有對任何人提起與江文也的接觸。

一天，我在校園裡走過一號樓時，江文也站在一個兩層的陽台上朝下望著我說：「我給你寫的鋼琴協奏曲快完成了」，他邊說邊做出彈鋼琴的手勢。1964年秋季的一天，他來我家，交給我媽媽廖靜文三個樂章的鋼琴協奏曲「徐悲鴻的彩墨畫」。我很高興看到他精美的音樂手稿，每個樂章的封面都有一幅不同的徐悲鴻水墨畫的圖像。

我媽媽很想聽我演奏這首協奏曲。不幸的是，當時政治上的突然變化，將我們音樂學校的課程從西方古典音樂改為中國音樂，我們還經常下工廠和部隊向工農兵學習，因此沒有機會試奏這首協奏曲。

這個變化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當時江文也和我們所有的音樂老師都成為運動的目標。我看到江文也像許多知名的藝術家一樣，在校園裡遭到嚴重攻擊，並被強制勞動。我已故的父親也不例外。紅衛兵衝擊了我們家，並污損了徐悲鴻的畫作。徐悲鴻紀念館被拆除後，在1967年初搬家之前，我們盡力收撿倖存的書籍和樂譜。但是沒有找到江文也為我創作的鋼琴協奏曲手稿，我感到很難過。

2016年，也就是我媽媽廖靜文去世一年後，在整理她的遺物時，我驚訝地發現了鋼琴協奏曲「徐悲鴻的彩墨畫」第三樂章：風雨雞鳴—壯烈的回憶。我認出了江文也手寫的鋼琴和管弦樂隊的精美樂譜，封面上有父親的雄雞圖像。半個多世紀以來，它的顏色已變黃了。樂譜邊上有些破損延伸到音符之處，但大部分樂譜是可讀的。

這份剛找到的音樂手稿把我帶回到1964年。江文也為什麼選擇為徐悲鴻十幾歲的女兒寫這首協奏曲？也許在他作為右派分子的處境下，我對他音樂才華的欣賞觸動了他的心。也許江文也認為，他以徐悲鴻的畫作為題材寫的作品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因為徐悲鴻當時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等領導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認為作為一個青少年鋼琴專業的學生，我會有很長的職業生涯。有朝一日，即使在他去世後，我也能為他演奏這首作品。對他來說，這可能是他晚年創作的這部重要作品被世人所知的唯一可能性。

如果江文也還活著，我會對他說：「江老師，1964年，你為我寫了這首鋼琴協奏曲。我沒有辜負你對我的期望。我終於在2022年10 月22日在紐約林肯中心的Alice Tully音樂廳舉行了這首作品第三樂章的世界首演；我也感謝你這首極具獨創性的作品給我創造的演奏機會。」願江文也在天之靈感到欣慰。

徐芳芳所著回憶錄：

Galloping Horses Artist Xu Beihong and His Family in Mao's China《奔騰的駿馬: 畫家徐悲鴻和他的家人在毛澤東的中國》，相關網址：https://BeihongChinaArt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