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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三砲戰起因:毛澤東為與蘇聯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

《紅太陽的灼熱光輝:毛澤東與中國五十年代政治》已在台灣出版。(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紅太陽的灼熱光輝:毛澤東與中國五十年代政治》已在台灣出版。(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美中關係似乎正逐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北京當局也越來越不隱藏其與華盛頓全球爭霸的企圖。然而,美國俄亥俄州愛克倫大學歷史系教授盛慕真的研究顯示,其實中共對於領導世界的野心,早在建政之初就已萌生。

盛慕真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赴加拿大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曾任教於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歷史系,現為愛克倫大學歷史系主任,其研究重點為中美蘇關係史和中國現代史,著有《向帝國主義開戰:毛澤東,史達林,和美國》,並曾在《中國季刊》、《劍橋亞洲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過許多論文。

其最新著作《紅太陽的灼熱光輝:毛澤東與中國五十年代政治》,近期由聯經出版公司在台發行。盛慕真以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超凡權威論」(或譯為「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來解釋1949年「紅太陽」升起後,毛澤東如何透過持續不斷的群眾性階級鬥爭,來不斷鞏固其一人專政。

盛慕真認為,中國1950年代政治的特色,就是毛澤東個人崇拜向超凡權威政權發展的過程。

透過解析前蘇聯的歷史檔案,包括史達林與毛澤東的電報往返;本世紀前十年一度對外開放的上海檔案館資料,以及中共發行的檔案集,如《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等,盛慕真對於中共建政後頭十年的歷史,提出許多顛覆性觀點。

例如,1955年底,毛澤東還在大講階級鬥爭,但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卻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

到了1957年春夏之交,毛澤東更將「整風運動」和「百花運動」結合,鼓勵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

但很快地,政治風向又轉回「疾風暴雨」式的「反右」鬥爭,最終有五十多萬名知識份子被打為「右派」,許多人更在政治運動中或是含冤自殺或是被折磨至死。

對於這段歷史,過去多認為這是毛澤東的謀略運用:「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亦即透過鼓勵「大鳴大放」來「引蛇出洞」。但盛慕真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建政後,外界對於毛澤東的觀察,盛慕真認為,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前最後一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看得最為透徹:毛澤東的志向就是要成為「東方的列寧」。

盛慕真表示,尤其在史達林死後,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後,隨著赫魯雪夫的威望走跌,毛澤東的聲望上升。此時的毛澤東已不滿足於「指導東方革命」,他更想要指導世界革命。

1956年秋天,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爆發,中共在東歐影響力提升,毛澤東突然發動「大鳴大放」,其實是想要取代蘇聯在國際共運的領導地位,因此急於將中國的經濟、文化「搞得比蘇聯好」,以增加毛澤東成為「當代列寧」的資本。

但毛澤東低估了大學生和知識份子長期被壓抑下來對中共統治的不滿,「於是抓住整風的機會,把他們的情緒用文章或大字報『鳴放」出來」,甚而威脅到中共的統治基礎。

對於何以毛澤東後來仍聲稱,「整風」就是「釣魚」?盛慕真說:一言以蔽之,「文過飾非」。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其「永遠正確」的超凡權威形象。

不僅如此,盛慕真還認為,「大躍進」表面目標是要在15年內經濟上超趕英國,實際上是要先超趕蘇聯。而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也只是為了滿足他成為「東方列寧」的志向。

甚至是包括「八二三砲戰」在內的1950年代兩次台海危機,中共的矛頭似乎是指向國民黨和美國,但盛慕真指出,毛澤東其實還有另一個目標:打破莫斯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的壟斷,挑戰克里姆林宮的「和平共處」新政。

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個十年,是政治運動不斷、激烈動盪的十年,但也形塑了這個中國新政權往後的基本政治風格。而為滿足毛澤東成為「東方列寧」的夢想,成千上萬中國人在朝鮮戰爭、在一個又一個政治鬥爭、在兩次台海危機,以及「大躍進」所造成的大饑荒中喪生。

《紅太陽的灼熱光輝:毛澤東與中國五十年代政治》出版後,盛慕真在美國受訪時說,「忘記歷史的人就必然要重蹈覆轍」。因此,儘管去國多年,中文早已生疏,盛慕真仍堅持以中文完成這本著作。因為他相信,如果今天的中國向毛澤東時代再倒退回去,那將會是中國又一次大災難,也會是世界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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