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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罰錯罰、變相創收…電子警察逐利執法?

電子警察提醒標誌。(取材自環球網)
電子警察提醒標誌。(取材自環球網)

在被濫用的擔憂和逐利性執法嫌疑背後,電子警察監管空心化問題被長期忽視;誤罰錯罰、變相創收,誰來監管?

濫用 挨批逐利性執法

廣東佛山一高速路口的「天量罰單」,將電子警察推上風口浪尖。一位車主在網上繳納違法罰款時發現,此處的過往違法車輛竟有62萬車次。佛山交警事後雖澄清只有18餘萬,但累計罰款也相當可觀。這起事件引來「逐利性執法」的質疑,電子警察涉及違法侵權的死角也隨之曝光。

事件爭議路段位於佛山市的廣台高速43公里200米處,六車道的分岔口處只有一條車道通往左側,因地面標識不清,司機往往在岔路口才意識到要變道,出現了大量的壓實線違法。佛山交警稱,截至2021年4月1日,該路段抓拍設備累計抓拍交通違法行為並非網民所說的62萬車次,而是18餘萬。

但根據這一數據,按照每次罰款200元(人民幣,下同)計算,累計罰款所得也超過3600萬元。一年之內,抓拍到如此大量的違法,是否涉嫌逐利性執法?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韓德雲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曾公開提出,據統計,2020年全國交通罰款總額約3000億元,平均每車罰款逾千元。數字如此之高,或和電子警察「濫用」有關。

中國第一台電子警察於1997年4月出現在深圳福田區的新洲/紅荔路口,「上崗」首日就拍了100來張車輛違規的照片。三個月後,公安部要求全國23個城市和有條件的中小城市據此推廣。2009年,「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理程序規定」施行,要求電子警察位置要向社會公布。

廣東佛山市的廣台高速航拍視頻顯示,紅色大貨車壓實線行駛。(視頻截圖)
廣東佛山市的廣台高速航拍視頻顯示,紅色大貨車壓實線行駛。(視頻截圖)

智能 現超級電子警察

機動車數量的跨越式增長,加上多地交警警力不足,帶動了電子警察數量的大幅增長。之後,含有更高技術含量且集成了智能算法、數據分析的電子警察產品,促成了新一波「換機潮」,新的高清抓拍攝像頭實現了360度旋轉,監控的內容也擴展到車牌識別、違法超車等數十種。

2016年左右,聲吶電子警察問世,系統會自動識別鳴笛車輛車牌號,並將聲音轉換成特殊波紋採集,留存證據。車內駕駛人的交通安全違法行為也被納入電子警察監控範圍,例如北京市在去年9月就上線了570餘套抓拍駕駛時接打查看手機等行為的電子警察。 

如今,集合了多種抓拍功能的「超級電子警察」也已經出現,上海在2017年就上線了能同時抓拍13種交通違法行為的「13合一」等機款。道路監管需求的爆發,也帶來了產業的火熱,據新思界產業研究中心統計,2019年,中國電子警察市場規模已達131.73億元。

新一代電子警察相比過去進化了很多,採用了視頻檢測技術和車牌照識別技術,降低了系統的誤拍率和漏拍率;採用虛擬檢測技術,且在數據匯集及處理方面的功能也越來越強大,對交通肇事案件的偵破、高污染排放車輛的管控都能提供數據支撐。但也產生了許多問題。

陝西省人民警察培訓學校治安教研室主任、陝西省警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李祖華表示,電子警察最常見的問題是設置不合理。比如,有的地方沒有在「電子警察」管理的區域合理設置容易識別的道路交通標誌;有的高速公路測速儀故意安裝在影響駕駛人安全駕駛的危險路段等。

侵權 懶政思維在作怪

另一個突出問題是,公開告知不到位。李祖華說,有個別地方電子警察安裝點出現隨意安裝、不規範公布、小範圍公布甚至不向社會公布的問題;個別甚至出現隱蔽設置、暗中作業;通知送達機制也不夠健全,使得車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一味犯錯。

北京市的「杜寶良事件」曾聞名全國。2005年,賣菜維生的他事後才知,10個月中他在同一路口被電子警察拍下闖禁行105次,罰款1萬500元。2013年,湖北武漢一輛私家車半年內因265條交通違法紀錄被罰2萬6750元。新華每日電訊評論指出,這明擺著就是交通執法部門以罰代管的「懶政」思維甚至「多罰款創收」的小心思在作怪,等於變相「縱容」了交通違法。

溫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浙江智庫「中國政府監管與公共政策研究院」專家茅銘晨指出,包括電子警察在內的各類非現場執法,所帶來的權力任性、為罰而罰、誤罰錯罰、便行(行政機關)不便民、陳述申辯難、獲得救濟難等大量問題暴露出來,違法侵權現象頻發。

這些令人詬病的亂象背後,罰款收入是一個重要動力。李祖華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及交通管理部門,把電子警察作為變相創收手段,甚至把電子警察的罰款數額,作為財政收入的來源。這一問題在前些年BOT模式盛行時非常突出。

「聲吶電子警察」有助違法鳴笛抓拍。(取材自新京報)
「聲吶電子警察」有助違法鳴笛抓拍。(取材自新京報)

創收 增公共預算收入

天津市一家承接過多地電子警察安裝、運維項目的公司智能交通部部長助理宋立寧表示,這些年來BOT模式已很少見,取而代之的是PPP模式。第三方公司參與競標,負責電子警察項目的安裝運維,前期安裝費用全都是第三方公司出,項目交付後的幾年裡,公安部門會通過分期付款的方式來結清款項。

經過多年整治,電子警察外包問題得到遏制。宋立寧說,PPP模式下,給第三方公司結款的錢,並不來自電子警察項目的罰款金額,而是地方財政所出。此次佛山交警在通報中也指出,交通違法罰款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當事人交納後直接上繳國庫。

不過,罰沒收入交給地方財政,不少地方存在財政增收需求,利用電子警察獲得罰款收入的行為仍然存在。據「半月談」報導,記者在北方某山區縣調研發現,當地一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才1億多元,交通違法罰款竟「創收」了3000多萬元。

韓德雲建議,罰沒收入的用途和去向應接受地方人大或法律監督。李祖華也認為,交通罰款與百姓切身利益相關,建議可以由各地審計部門定期公布。針對民眾關切和社會熱議,4月13日公安部對外釋放信號,要進一步規範交警執法處罰,嚴禁過度執法、逐利執法、粗暴執法。

電子警察執法也引來「創收」爭議。(取材自澎湃新聞)
電子警察執法也引來「創收」爭議。(取材自澎湃新聞)

困境 需依靠立法救濟

經歷了一次被電子警察「烏龍執法」後,茅銘晨發現,對非現場執法的錯誤尋求救濟並不容易。他曾收到交警部門的短信稱,他開車經過一個路口時發生交通違法行為,但他從未去過那裡。交管部門要他舉證,但他怎麼可能拿到自己在公共路面上的行動軌跡錄像?最終查實後發現是交警大隊罰錯了人。茅銘晨認為,要解決當事人尋求救濟的困境,需要依靠立法。 

2021年1月,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增加了專門針對非現場執法的條文。比如,設備「應當經過法制和技術審核,確保電子技術監控設備符合標準、設置合理、標誌明顯,設置地點應當向社會公布」。但其中最需關注的問題是,電子警察的設置合理性並不受監督。

李祖華注意到,國內許多城市道路標誌限速40公里/小時,並設電子警察抓拍。道路明明很寬闊,卻生生因限速而堵車。「行政處罰法」規定,電子技術監控設備應「設置合理」,但茅銘晨指出,什麼是合理,這存在自由裁量空間。

李祖華也表示,在公安交管系統,並沒有對電子警察的設置標準作出統一規定,「在這個路段設電子警察,有沒有必要?誰來論證,誰來審批」?更常見的情況是,哪個地方有錢,就多裝電子警察,反之則少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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