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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領袖發表煽動演說 是不是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

川普在白宮外面,鼓勵抗議者到國會去討回公道。(美聯社)
川普在白宮外面,鼓勵抗議者到國會去討回公道。(美聯社)

美國建國先賢傑佛遜曾說:「言論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

民主制度的運作靠選舉和投票,欠缺自由思想和政見的表達,便欠缺人民投票時的選項,也就是違反民主的真諦。

不是絕對而沒有限制

1789年制訂的憲法,第一修正案便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不是絕對而沒有限制的。犯罪意圖的表達、教唆或煽動犯罪,不是受保護的言論。

政治領袖對聚集的群眾,發表煽動性的演說,引起情緒激動,是不是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考驗言論自由,應該用什麼標準?

抗議者衝進國會,阻撓議事。(美聯社)
抗議者衝進國會,阻撓議事。(美聯社)

清晰而立即的危險

一、「清晰而立即的危險」——(Dennisv.UnitedStates (1951)) 

1790年代國會曾制訂《反煽動法》處罰反政府的言論。後來法院判那部法律無效。19世紀的百年之間,美國便不再有控制言論的法律,一直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末期和俄國革命出現共產黨之後,美國國會再制訂《反煽動法》和《間諜法》,預防共產黨和德國人顛覆美國政府。

1918年有五個俄國出生的英國人,在紐約書寫和印製傳單,呼籲人民反對美國在歐洲戰場繼續進行第一次大戰。美國政府將他們拘捕和起訴,法院並判他們各20年徒刑。罪名是違反《間諜法》——書寫、印製、散發傳單,企圖影響美國百姓參軍,及反對美國政府在戰時的政策。案名是Abrams v. United States, 250 U.S. 616 (1919)。

被告阿伯侖(Abrams)被判重刑後,上訴至最高法院,指美國政府起訴和處罰他們,違反聯邦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開庭審理之後,最高法院九位法官,七票對二票通過,維持下級法院的原判,確定阿伯侖和另四位被告的徒刑。最高法院認為,五個被告都是「叛徒」、「革命份子」、「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承認這些行為的意圖,是慫恿青年不要參軍,並譏諷美國總統是懦夫,因為他不干涉正在俄國進行的共產黨革命。因此下級法院沒有誤判,而《間諜法》也未違憲。

這項判決引發著名的大法官荷姆斯(Justice Holmes)強烈反對。他針對阿伯侖五人散發的兩份傳單,一份譏諷美國總統是懦夫,另一份反對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荷姆斯這樣寫道:「語言與後果之間,必須有因果連貫的關係。一個人表達語言,因為他有主觀的意圖。主觀的意圖經過語言,有時會產生必然的後果,但有時不一定產生必然的後果。……法律不能處罰語言的表達,除非語言的後果,必將引起清晰而立即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阿伯侖的兩份傳單,並沒有構成「清晰而立即的危險」,所以荷姆斯大法官認為下級法院不應判他們犯罪。

荷姆斯的反對意見,雖是少數意見而並非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的判決主旨,卻成為後世所稱譽和遵從的標準,那就是:政府不應阻礙或處罰個人的言論,除非言論表達的結果,必然會產生「清晰而立即的危險」(Whitney v. California, 274 U.S. 357 (1927))。

阿伯侖案和同時期類似的幾項判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社會恐慌,仇恨德國,恐懼蘇俄的心態的影響。幾年以後,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新判例中,理性地採納荷姆斯大法官的標準,「清晰而立即的危險」,成為憲法原則,適用於裁判言論自由的爭訟。

受到鼓動的抗議者攻擊警察,衝進國會。(美聯社)
受到鼓動的抗議者攻擊警察,衝進國會。(美聯社)

煽動立即的非法行為

二、「煽動立即的非法行為」——Brandenburgv.Ohio;Texasv.Johnson

甲、「布蘭登保」案—— Brandenburgv.Ohio (1969)

中年白人克拉倫斯‧布蘭登保(Clarence Brandenburg)(下稱被告),是俄亥俄州3K黨的頭目。1964年夏天,3K黨徒們聚集,被告上台演說,抱怨「白人被政府和法院歧視和迫害」,這樣下去,「白種人將失去美國」,社會將被「黑人和猶太人霸佔」。「如果不使用武力,我們將失去美國」。被告鼓勵群眾,「我們一起到華府去抗議」,並且「拆散這個政府」。媒體傳播他演講的錄音;俄亥俄州的聯邦檢察將他起訴,罪名是「非法煽動」(Incite)群眾,意圖推翻聯邦政府等。

審判後被告被判刑,他上訴到最高法院,指控聯邦政府侵犯他的言論自由。

1969年最高法院宣示判決。法院分析本案的事實,指出被告的言詞雖然偏激,但他並沒有慫恿群眾立刻行動;他沒有指示群眾去攻打聯邦政府。被告只號召聽者,將來到華府去抗議。所以他的語言,雖然可惡,沒有「煽動立即的非法行為」(He did not incite imminent lawlessness.)(Brandenburg v. United States, 395 U.S. 144 (1969))。

民眾聽完川普演講後,衝向國會。(美聯社)
民眾聽完川普演講後,衝向國會。(美聯社)

法院說,如果被告在華府煽動群眾攻擊政府,其言論便不受憲法的保護。

在判詞中,最高法院提到多年實用的標準,即「清晰而立即的危險」,認為被告的言論,也沒有構成立即的危險。不過大法官們委婉地採用了新標準——「煽動立即的非法行為」。

乙、「強生」案——Texasv.Johnson (1989)

我們將歷史推進20年,再看「言論自由」的範疇。

1984年美國共和黨在德州達拉斯城舉行全國大會,推舉總統候選人,3萬多人參加大會(雷根正要完成第一任,大會將推舉他競選連任)。會場大廳外的街道上,也有幾千人示威。格拉格‧強生(Gregory Johnson)在人群中參加示威。過程中眾人情緒激昂,與維護秩序的警察對峙。強生奪得一面美國國旗,點火燃燒,示威群眾叫嚣:「紅白藍色的美國,我們唾棄你」、「美國將堕入地獄」、「雷根是誰?他會將使美國進入第三次大戰」等等。火燒國旗時,沒有人受傷,但有些旁觀者深覺不妥。警察拘捕強生,檢察官指控他觸犯德州刑法。德州的刑法有一條,處罰「損毀或侮辱眾人尊敬的物件」,處徒刑一年,罰金兩千美元。

德州的法院,判強生有罪。於是他上訴,主張德州的法律,違反他的言論自由。

聯邦最高法院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強生的行為,算不算是「言論」(speech)。第二,如果算是言論,他的言論是不是屬於憲法保障的自由言論範疇之內。

在本案之前,最高法院曾經解決過第一個問題。法院曾判決,手臂上綁黑帶表示反戰,和展示國旗,都算是被保護的言論(Tinker v. Des Moines, 393 U.S. 503 (1969))。也就是,歷年以來的判例,已將「言論」擴展到口頭和文字以外,而包括行為的表達。所以強生燃燒國旗的行為,可以看作他的一種表達方式。

1989年6月,最高法院宣判,德州的法律侵犯了強生的言論自由,違反美國憲法,是無效的法律。

要決定強生燃燒國旗的行為,是不是被保護的言論,必須先要探溯他的行為的意圖。如果他的意圖不只是在毀損國旗,而在於表達一項政治竟見,或對公共政策的是非,那麼他的行為便是一種憲法應該保護的言論表達。

最高法院認為強生的表達,意圖是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尤其是發生在競選大會過程中,明顯是一項表達的行為(expressive conduct)。法院指出,燃燒國旗並沒有引起暴動或騷亂,沒有煽動非法的行為,也沒有威脅眾人的身體或生命,沒有「清晰而立即的危險」,也不至於造成「立即的非法結果」(imminent lawlessness)。判詞中有一段話:「憲法所保護的,是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而那意見不一定是美麗動聽,或眾人認為悅耳的;它可能是醜惡而令人起反感的,然而它也是民主社會中應該可自由表達的意見。」(Texas v. Johnson, 491 U.S. 397 (1989))

格拉格‧強生的罪刑被撤銷,不坐牢也不繳罰金。他個人對州政府的挑戰,卻撤銷了48州法典中保護國旗的法律。

有沒有超越「言論自由」

三、言論自由的考驗

2021年1月6日,川普總統召集從各地到華府的數千人,聚集在白宮前聽候總統指揮。在演說中,川普重複地說:「不能讓他們偷走我的當選」、「不能容許他們強佔美國」、「我們到國會中阻止他們算票」、「大家一起去,不可軟弱,必須強硬」;他使用「打」(Fight)至少15次。

群眾接受川普的號召,湧到國會大廈前,於中午12時15分,衝破大門侵入大廈,攻擊警員,阻止議會的運行,並敲擊門窗,破壞物件,侵占議長辦公室,呼喊「吊死副總統」,最後佔據大廈六小時,毆打警員一人致死,60多人受傷。他們喊叫:「總統叫我們來的」、「我們聽從總統的指揮」。

川普的演說,有沒有造成「清晰而立即的危險」和「煽動立即的非法行動」?

如果不受憲法保護,聯邦檢察官可以起訴他,罪名是「煽動(incites)……叛亂(insurrection)或阻礙政府執行法律……」(18 U.S. Code §2384)。

與前述三項歷史判例的事實相比,川普的演說是否超越那些案內的事實,而構成「言語」和「後果」之間的因果關係?

2021年1月6日攻擊國會的事件,是「言論自由」的考驗。這位卸任總統是否觸犯法典禁止的「煽動……叛亂」,將由法院判斷其演說有沒有超越「言論自由」的範圍。(作者JSD,Ph.D.曾任法學教授,現為華府資深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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