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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往事(二)

趙梅英/圖
趙梅英/圖

二伯伯怕死、敬畏死,死神也就真的把他給帶走了。然後輪到五嬸和二伯母抱頭痛哭,哀傷著同為寡婦的苦命。

這就是一大家族的人都住在一條街上的結果:住得太近,昨天還打耳刮子,今天就又抱成一團了。

我們的鄰居們似乎沒有我們家族這樣的動靜。我們有一家遠親,娘姨一家,一直都安安靜靜的。娘姨是我祖父那邊的女眷,不姓顧,但不知為何,和我們顧家人住在一條街上。

娘姨的兒子小兒麻痹落下腿疾,娘姨給他找了個有腿疾的江北女人做媳婦。兩個人居然生了一個長腿女兒出來。我記得女嬰出生後,娘姨叫我去她家,把那個女嬰粉嫩的小腳丫放在我手上。我猜想,娘姨一定檢查了無數遍小女嬰的腳丫子。一對腿殘疾的父母,居然拼湊出一個圓滿來。

這個長腿小女娃長大後去讀了職業學校,又去專櫃櫃檯賣那種要花掉你一個月的工資,也不一定買得起的外國護膚品。

我們家族和其他的鄰居關係不好。據說,鄰居裡面有紅小兵,打過我祖父。這條街的這頭是我們顧家,那頭是蔣家。我們兩家的祖父、祖母,都是挨紅小兵打的對象。八十年代的時候,蔣家的老太太會穿著絲絨旗袍,站在家門口給煤球爐添煤球。

我愛去蔣家找蔣家小妹玩,和她還有她姊姊,一起分析《射鵰英雄傳》的劇情。蔣家小妹捧出她收集的明星畫片,一幅幅點評過來。蔣家小妹也上了職業學校,也去了專櫃櫃檯,賣我們買不起的香噴噴擦臉的東西。蔣家小妹後來被一個香港客人追求,結婚去了香港。有一個穿絲絨旗袍的祖母,孫女注定要離開這條街的。

除了蔣家小妹,我最親密的小夥伴就是張小妹,她和她外婆住在斜對過。張小妹的父母住在上海的另一個區,父親還是個幹部,母親是個文職工作者。但即使父母都在上海,他們也還是把她交給外婆撫養。這在八十年代的上海相當普遍:年輕父母們並不忙碌,也只有一個孩子,下班後也並無娛樂,但他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把孩子扔給外婆和祖母帶。

張小妹家的牆壁上,有一本《紅樓夢》演員月曆。我記得我舉著薛寶釵的那張,放在張小妹臉龐邊比較,真心實意地說:你長得好像薛寶釵啊!張小妹難為情地傻笑起來。小女孩們一起也沒啥可玩的,無非是各自看各自的消遣書,我看武俠,張小妹已經開始看言情小說了。

小學畢業後,我去上了一所市重點中學,張小妹就近上了初中。同一年,張小妹的外婆有一天來找我,叫我準備點話去安慰張小妹,因為她父親得胃癌去世了。但當我去她家以後,她只是安靜坐著,幾乎無話。我準備的一套安慰人的話也說不出口。她冷靜地點頭,我以為我說錯了什麼或者表情不夠悲痛,但後來我明白:她的兒童時期結束了,她必須要連夜長大成人。她耐心地看我表演完對她失去父親的悲痛。但事實上,除非我也失去父親,不然我不會明白她失去的是什麼的。

雖然就住在斜對面,但我幾個月都沒有再去張小妹家,想到要再去看看她怎麼樣的時候,她家門已經鎖了。鄰居探頭出來說她們搬走了。沒有給我留下聯繫地址、電話。

整個小學時代,同學們上課在一個教室,放學了也常常就在一起玩,沒辦法,住得太近了。我的班主任老師也住在離我家走路一分鐘就到的地方。班主任和我們的父親們、叔叔們一起看錄像帶、鬥蛐蛐,在我們眼裡沒有一點兒威信。他也不要威信,甚至手工勞動課讓我們包火柴盒子。後來他被告狀,說他接的這個活兒他抽成賺錢的。我們居然被他利用,成為了裝火柴的小女孩們。

上了重點中學以後,這條街的小孩們開始和我無話可說。我上了重點中學,那就必須讀大學了。街坊的孩子們如果沒有上高中,基本上就去職業學校學習某項專門技能。

我戴著近視鏡片眼鏡,慢吞吞地走在放學路上,他們呢,女孩子坐在男孩子的自行車前槓上呼嘯而過,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我這輩子都沒有像那些女孩兒那樣,坐在自行車的前槓上面過。我想知道,她們屁股蛋子不硌得慌嗎?

在我們這條街上,真正的神童其實也就只有一位,就是姑媽曾經催促我去拜訪的那個神童姊姊。在她的父母對她不管不問,把所有的精力和多餘的錢,都花在她弟弟身上的那些年裡,她悠然地掃蕩了一堆競賽獎項。她非常小心地掩飾對平庸家庭的容忍,容忍父母把糖醋排骨藏好給弟弟吃,另給她一碗肉汁燒青菜。她微笑地容忍著父母,微笑著糊弄著父母,不告訴他們眼前的英文書是托福考試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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