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美求醫記
我的一生像候鳥一樣,候鳥因氣候的轉換而遷徙,我則因求學、工作而遷移;候鳥每年一次南北來回,我則幾乎每十二年換地點或換工作。
一九七一年秋天,我第一次離開故鄉台灣來美國留學,在肯塔基工作並買房,一住十二年。一九八三年初,帶著家人離開美國,遠赴印尼東爪哇為一家華裔公司工作,在泗水一住十二年。一九九五年夏天,公司爲了發展國際業務,派我到新加坡述職,退休後,我旅居新加坡。
我有三個女兒,大女兒住在亞利桑那,二女兒住在華盛頓特區,三女兒住在西雅圖。二○二○年,應女兒們的要求,在華府二女兒家附近,買了一間平房以便養老。但礙於新冠疫情,直到二○二二年秋天才成行。
經歷繁瑣的搬家歷程,顛沛流離的我才感受到賀知章寫的「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四十年前離美的我是壯年,如今回美的我已是「鬢毛衰」。
我在美國工作時,參與「社會安全基金」(SSA),六十五歲後可享受醫藥保險,但此社保僅負責百分之八十的醫藥費,所以抵美後的第一件要事是辦理「醫藥外加保險」(Supplemental Insurance)。外加保險有許多種,斟酌再三,我買了承擔最高額保險的Plan G。
第一年回美國過聖誕節,全家人決定在亞利桑那的大女兒家團聚。大女兒是「梅優大診所」(Mayo Clinic) 的腫瘤科醫生,因爲我在菸草業工作了三十年,她堅持我做肺部掃描。掃描結果出來,左肺竟有1 x 1.9公分的腫瘤,她即刻送我到醫院,安排做「達文西手術」切除癌細胞。
手術前與醫生會面,我告訴醫生:「自己的身體並無異樣。」她說:「這是你不幸中之大幸,如果你覺得有異樣,就不是來看我,而是看電療或化療的醫生了。」原來肺癌的可怕是初期很難覺察,如果我一直住在新加坡,大概就不會去做掃描,一有癥狀,就是二期或末期了。
真是霉運當頭,與醫生訂好了清晨五點開第一刀,竟在手術前的體檢中發現染了新冠病毒,醫生只好在預定手術的前九小時,緊急打電話通知手術取消。雖已是染疫後期,依照醫院規定,手術必須延後十天。
好不容易等到手術當天,我早上八點進醫院,預定九點開刀,卻因爲前一位病人有突發狀況,讓我在準備室苦等到下午五點才進開刀房。手術大約花了四小時,醒來後我被移入個人加護病房。
「梅優大診所」是美國數一數二的醫院,以醫學研究及服務病人而聞名,加護病房的設備新穎,醫護人員均受過嚴格訓練,每三小時就要量體溫、量血壓,飯後測血糖高低。
我因肺部動了手術,胸腔插了一條管子以方便排出血水,在沒拿掉管子之前,行動都需要護士在旁。女兒瞭解護士的辛苦,來探望我時,特意買了一大包巧克力感謝她們。託老天之福,在護士們細心的照顧下,我三天後就順利出院,三個禮拜後就搭機回華府。之後,女兒安排了一位在喬治城醫院(Georgetown Medical)的肺癌專科,替我做後續的診治。
手術後的一、兩個月,我陸續收到醫院寄來的帳單,總共將近二十萬美元。幸好我買了外加醫藥保險,不用自己再掏腰包付手術費及住院費。比起台灣與新加坡,美國的「預防性醫療」的確是挺進步的,但費用很驚人,難怪在美國找工作的人,除了要比較薪水的高低,還要看公司給付的保險福利。
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如今我像一隻飛遍世界各地、嘗盡世間冷暖的候鳥,盼望著回到女兒們身旁,是享受含飴弄孫、天倫之樂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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