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行醫歲月
雖然我在美國開業行醫將近三十年,但我最早真正「開門行醫」,卻是在香港。
那是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間。當時診所人手十分簡單:我、護士出身的太太,以及名叫敏兒的一名助理小姐,三個人撐起了北河街一間小小的私人診所(見圖,作者周武屏提供)。
在香港行醫只有一年多,卻是我醫師生涯中非常難忘的一段經歷,不僅讓我學會了看病,也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什麼才是真正的「行醫」。
我選擇在石硤尾徙置區前的北河街開設診所,一來是因為附近設有小巴站,方便一般上班族前來看病;二來是那裡居住著許多與我父母背景相似、於一九四九年從大陸來港的人。他們大多經濟條件不佳,因此診金不能收得太高。那時,我總希望能為這些街坊盡一點綿薄之力。
當時香港的私人診所,與市民的日常生活十分貼近。政府門診雖然收費便宜,但輪候時間較長,因此街坊若有個頭痛身熱,往往到附近的小診所求醫。醫師看完病後,診所裡通常設有小藥房,可以配藥、打針,病人從進門到離開,整個過程一氣呵成,十分方便。
一年多的行醫歲月裡,也發生了不少令人難忘的事情。
有一名四十歲左右的肺癌末期病人,全身無力,長期臥床。我和太太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上門替他看病,卻找不到明顯的神經或肌肉方面問題,當時的我確實有些束手無策。最後,我替他靜脈注射了一針約五十毫升的高濃度葡萄糖液,讓他暫時補充體力。
沒想到,打完針後,他竟然能夠起來走動,後來還要求我每星期上門替他打一針。我心裡明白,這種改善很可能包含心理作用,可是病人既然覺得有效,也增加了他的信心,我也只好繼續下去。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做法多少帶有幾分「江湖郎中」的味道,甚至令我有些汗顏。不過,那時我也逐漸明白,醫師面對的除了疾病,還有病人的恐懼與希望。有時候,陪著病人走過一段艱難的路,也是醫療照護的一部分。
當然,私人診所裡也少不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經歷。
有一次,一名男子自稱罹患癌症末期,骨頭轉移,疼痛得厲害,要求我替他打一針嗎啡。我替他注射完,他竟然拔腿就跑。這時我才明白,原來他並非癌症末期病人,而是一名吸毒成癮者。這次經歷給我上了重要的一課:對於病人主動要求某些特定藥物,醫師必須保持警覺,不能僅憑對方的說法便貿然處置。
還有一次,一個義大利籍的導遊朋友帶著一名外籍遊客來看病。那名遊客因性行為感染了性病,需要接受抗生素治療。有趣的是,這名導遊原本是一名神父,會說八國語言,在香港認識女朋友並結婚後,改行當導遊,但仍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私下對我說:「周醫師,診金可以儘量收貴一點。」
最後,我替那名病人在臀部注射了一針深層肌肉注射的長效抗生素,並收取了一筆頗為可觀的診金。
這名前神父提出的建議,讓我覺得有些啼笑皆非。轉念一想,他是不是認為,自己既然代表天主,除了給予病人救贖,也應該讓他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一點代價?
我也經常到附近一家老人照護中心看診。那是一個一千多平方呎的單位,內部分隔成許多沒有封頂的小房間,每個老人各住一格。在寸土如金的香港,這樣的環境雖然令人無奈,卻也是當時的現實。
照護中心的老人及家屬,大多家境清苦,也不方便下樓看醫師。由於診所就在附近,我便上樓替他們看病,診金也儘量從廉。徙置區街坊福利會也常邀請我替老人家講解醫學常識,當年他們送給我的錦旗,我保存至今。
那時候,私人診所通常分兩段時間看診:早上看到下午一點,下午四點再開診,直到晚上八點。中間三個小時,名義上是午休,實際上我和太太常利用這段時間上門看病。年輕時不覺得辛苦,反而覺得這就是醫師的生活。
當年,一名在美國行醫的同學來到香港,得知我們的診金大約是四十五港幣,而美國醫師收取四十五美元,便問我:「為什麼你們只開三天藥,病人就好了?」我只是莞爾一笑,回答道:「因為藥房就在診所裡。」
後來,因為家庭團聚,我們全家移民美國。我重新接受訓練,開始另一段漫長的家庭醫師生涯。美國的醫療制度與香港大不相同,也讓我學會了更完整、更制度化的行醫方式。
但是,在香港北河街那一年多,教會我的卻是另一件事:醫師除了治病,也是在與人打交道。我們沒有豪華的設備,也沒有偉大的理想,只是每天替街坊看病,有需要便上門服務,遇到生活困難的人,便儘量少收一點診金。
回頭看,我在美國學會如何成為一名更完整的醫師;而在北河街,我很早便學會了如何成為一名有人情味的醫師。那一年多,賺到的錢也許不多,但留下的故事,足夠我回味一生。
因為北河街附近有小巴站,方便上班族就醫,也鄰近徙置區,住著許多經濟不佳、背景與其父母相近的移民家庭,作者希望盡量以較低診金服務街坊。 他替一名肺癌末期病人注射高濃度葡萄糖後,病人竟能起身走動並要求每星期再打一次;作者明知可能有心理作用,仍體會到陪伴與安慰也是醫療的一部分。 他學到醫師面對的不只是疾病,還有病人的恐懼、希望與生活困境;同時也警惕對特定藥物需求要保持警覺,並理解真正有溫度的醫療需要同理心與服務精神。精華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