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至暗時刻(下)

母親把弟弟摟在懷裡對我說：「你爸爸的事你知道了，我也是今天不知明天的事，做好準備回不去，死在這裡了。可我放心不下你弟弟，我就生了他一個，多虧你帶他來，讓我還能見見他。」她流淚說：「你弟弟還小，不能把他獨自留在家裡，只能託付給當哥哥的你了。」我鼻子一酸，眼淚流了下來，哽咽著說：「媽媽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弟弟。」

母親是我的繼母，我的生母在我一歲時就病逝了，八歲時父親娶了繼母，他們在同一所醫學院任教。在年少的我看來，生母的位置被繼母取代，而要繼母視我如己出，也勉為其難，因此我離家出走，僅在暑假回家，與繼母有著無形的隔閡。這樣的局面本會持續下去，然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連山關這荒寂僻遠的山村，面對共同厄運，橫在我們之間的隔閡消融了，前所未有的親情由心中升起。在後來的歲月裡，這種親情一直維繫了下去。

跋涉千里而來，我當然想見到父親，可革委會的答覆是「不准」，我無奈只得告別母親，準備離去。正當此時，來了個人帶我去見父親，後來得知這是良心未泯者開恩。

在大隊人馬前面，站著十幾個低著頭的「牛鬼蛇神」，父親就在其中。父親吃了一驚，顯然未想到我會來。我被告知：「給你一分鐘，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好好掂量。」眾目睽睽之下，旁邊更站著持銅頭皮帶的專政隊員，我連噓寒問暖的話都不能講，只能說些「老實交代爭取寬大處理」的違心之言。

一分鐘將到，我告訴父親「已經畢業，分配到江蘇濱海縣」，他只來得及叮囑「要照顧好弟弟，讓他有學上」，就被喝止。父親隨即與其他「牛鬼蛇神」一起，被押著上山砍柴，可他還是幾步一回頭，朝我和弟弟張望。我無論如何想不到與父親的相見，竟是這樣的場景。看著他愈來愈模糊的背影，想到此生不知還能不能相見，淚水瞬間模糊了雙眼。

接下來是安頓好弟弟，要是帶他去濱海，我自己的命運都是未知數，怎麼照顧他？我只好到上海見姑媽，看能不能拜託她老人家。姑媽的處境也很困難，被罰在裡弄掃地，可是父親的老姊姊二話沒說，就收留弟弟，並讓我辦妥小學借讀事宜。

經過十多天跋涉，我身心俱疲回到南京大學，五年前滿懷希望來到這裡，如今卻理想破滅成了傷心之地。次日我乘汽車顛簸十小時到濱海，隨即被再發配到農村接受再教育。我親眼見到農民辛苦一天的工分只值三個雞蛋，連山芋乾稀飯都吃不飽。我一直被灌輸，說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來到這裡我明白了，三分之二其實就在腳下。明白真相，是接受再教育的最大收穫。

作家方方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到普通人頭上，就是一座山。」母親在政治野營中隨時可能倒下，父親險些送命更被打成階級敵人，我則被一竿子打到社會最底層。我跋涉幾千里，僅見到母親半天，見父親更只一分鐘，不知是生離還是死別。在文革風暴中，落到父母親和我頭上的那粒灰，就是一座難以承受、卻不得不承受的山。在人生的至暗時刻，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是忍受再忍受。直到文革始作俑者去見馬克思，父親才得以平反，我才得以考取研究生。我們被糟蹋了整整十二年生命，一生能有幾個十二年？所幸我在後半生來到美利堅，得以呼吸自由空氣，得以專心研究科學，得以無懼寫出人生至暗時刻。每思至此，年近八旬的我，心中就充滿感恩之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