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年前後幾件事（上）

一九四八年我在杭州初級中學讀初二，過了暑假升到初三。那是一個社會動蕩、變化多端的時期，那時發生的一些事讓我記憶深刻。

一九四八年五月的某天，學校停課一天，讓我們五、六人一組，上街去義賣助學花。我們靈機一動，到西湖邊大旅社、跳舞廳，專找達官貴人消費。

我們給他們講助學的重大意義，說明一朵紙花的錢比起舞廳、酒宴的消費，只是九牛一毛，希望他們慷慨解囊。

我們還碰到一名到了杭州還掛著「國大代表」綢條的胖先生，我們圍上去大講道理，提醒「代表」體恤貧寒學生。這些大人先生被弄得很尷尬，我們收穫不小，也增加對社會的了解。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學校來了一些由北方、南京等地遷入的學生，他們插到各班上課，我們叫他們「流亡學生」。這些流亡學生很快和我們打成一片，其中韓和平的畫特別出色，二十年後他當了上海美院的院長；有一名個子高大，是打籃球的好手；一名姓楊的四川女孩子，外貌秀美，成了大家心儀的對象。

解放前，周一的頭兩節課用來作「紀念周」，有一個固定的內容：開始時校長領大家一句句背總理遺囑，最後結束時由校長領全體學生喊十二條青年守則，如「忠誠為愛國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等。周周喊，大家也就不愛喊了。

到了三年級，我們成了最高班，有點老大心理，有的人就逃避開紀念周。杭初不大，也難躲，加之訓導主任周志珊查得很緊。有一次，我也不去開紀念周，碰上他來抓，我們在校內和他捉迷藏，有的同學還鑽進了女廁所。解放後我回母校，見到了周志珊，他搖身一變成了民革成員。我委婉地問他：為什麼解放前那樣，現在變化這麼大？他笑而不答。

一九四八年中，國民黨已經兵敗如山倒。有一天學校召開大會，南京國防部的一個處長來做報告，動員學生參軍，誇口條件多麼優越。突然禮堂裡噓聲四起，作報告的官很生氣，會難開下去，也就草草收場。四八年冬，徐蚌會戰期間，又見一張布告，好像要組織慰問團到徐州前線慰問「國軍」，學生們毫無反應，加上形勢變化很快，徐州兵敗如山倒，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物價天天漲，油條燒餅一天天變短變小，突然一天提價了，立刻變長變大，幾天後又故態復萌，一天天小下去。

米店老闆為了多賺錢，把米藏起來，等待漲價後出售，升斗小民無米可炊，開始砸米店。一天下午聽說清河坊的米店被砸，我們跑去看情況，只見米店門口圍著人群，街路上都是米粒，我們進米店看看，只見庫房裡米包堆到天花板。

金圓券剛發行時宣傳得很神聖，要百姓把自己的黃金、外幣都換成金圓券。很多老實人聽了政府的話，把家裡不多的金首飾賣給銀行換成金圓券，沒過幾個月金圓券便大幅貶值，有的人痛心懊悔上吊而死。社會上人們只信任袁大頭，清泰路、官巷口等交易場所銀元叮噹響，人們一發了薪水，趕忙去把紙幣換成銀元，以求保值。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解放軍兵臨長江邊，李宗仁想畫江而治，談判無果。南京政府撤往廣州，寧滬杭一時大亂，達官貴人紛紛逃離，帶不走的東西丟得滿地都是，浣紗河上漂浮著被棄的衣服、皮箱和書籍，我撈起了一本初中升學指南。

形勢變化很快，四月下旬杭州已處於無人管理的真空狀態，只好由商會臨時出面維持，滿載著義警的救火車一天幾次在大街上巡邏，所謂義警就是商店的年輕店員臨時維持治安。老百姓還是每天買菜做飯，等著看變化。浙江大學學生會油印的快報在大街上散發，上面刊登新華社發布的最新動態，很受市民歡迎。

我們學校裡倒是一切如常，校長老師都在，我們天天到校，課也不緊。我們常常議論前途，圖畫教室旁有個亭子，我們在那裡談談說說、做做遊戲。圖畫教室門口擺出一張形勢圖，解放軍所到的城市插上小紅旗，每天紅旗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