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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鄙視的社會青年

五、六○年代,上海把沒有繼續升學、沒有工作、閒散在家裡的年輕人稱「社會青年」,政府把社會青年視為社會不穩定,甚至造成治安問題的因子,因此社會青年常受到人們鄙視。

我的小叔讀書非常用功,初中畢業考取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中學,立志直升醫學院當醫生;不幸住宿就讀一年得了肺結核,不得不休學在家,成了社會青年。

那時候,小叔跟我們一起住在靜安區三星坊石庫門裡,石庫門以小販、小店主、小攤主較多,後面二條弄堂房東都是開廠、教書、工程師及遺留的國民政府官員。後弄堂人家對子女的教育是「唯有讀書高」,雖然我們這棟樓是上海郵政局資產,我父親與樓上楊伯伯一家都是幹部,我與弟妹、小叔讀書非常用功,在弄堂裡並沒有受到歧視。

小叔成了社會青年後,派出所李同志經常到弄堂串門訪戶,了解社會青年動向;若街道上有聚眾打架或竊案,全弄堂的眼睛就盯著社會青年,我也慢慢知道弄堂裡還有誰是社會青年。

那個年代是絕對公有制,進入單位工作,工作、生活、教育等都交給該單位負責;唯獨閒散的人員由街道居委會派出所負責。

說實話,那時候的壞青年也沒有壞到哪去,如果站在弄堂口抖腳、抽菸,你就是壞青年;如果戴了墨鏡到旱溜冰場溜冰,對著女青年吹一下口哨,就是流氓。上海人稱呼喜歡異性交往的人,女的是「三三」,又稱「垃三」,男的稱之「木良」,這些都是上海方言,這種鄙稱怎麼來的,我也不知道。

因家庭因素成為社會青年的不少。後弄堂一位工程師因前妻過世再娶,繼母對二個孩子非常刻薄,姊弟倆失學,姊姊非常漂亮,追求她的人十分多,結果被人背後稱「垃三」,還好她嫁給一個小開,運氣還算不錯;至於弟弟饑一頓飽一頓,常與人打架被抓去派出所教育,最後死於肝癌。

失學成為社會青年的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家庭成分不好;偽保長、右派、反革命、地主、資本家的子女,升學考分再高,一查檔案,父親原是國民黨軍官,學校肯定不錄取。這樣的社會青年在居住環境較好的區域不少,但這些社會青年生活無憂,文化修養好,也不會上街鬧事;居委會常組織這些青年參加街道裡的文體活動。

例如我小叔酷愛唱歌,他與這些人成立了二十來人的合唱隊,我記得在福康里的一位資本家石庫門家裡排練,資本家的女兒失學在家,彈了一手好鋼琴。那時我小學六年級,小叔把我拉去當合唱指揮。交流演出那天下大雨,我穿了濕淋淋的橡膠套鞋上台指揮,合唱隊演唱了一首「我們走在大路上」。

社會青年的出路很窄,公有制的企事業單位很少招聘社會青年,因為疾病、家庭成分或道德品行等原因。部分社會青年只能去街道工廠、合作社、加工組上班,賺微薄的計時計件工資。小叔病後被轉入上海衛生學校,因為醫學院沒有繼續招附中學生,他後來學的是藥劑專業,畢業後分配去安徽農村縣醫院。

一九五八年,中國青年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去了一次江西,組建了江西青年農場,號召上海青年去半工半讀;農場後來擴建改名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上海市政府開足馬力,動員社會青年去「江西勞大」,同時動員上海社會青年去新疆開墾。

住在我家樓上的楊伯伯妻子當時是居委會幹部,她串門訪戶,動員里弄的社會青年去新疆與江西勞大。她不明白我們這個石庫門的住戶,是以前開工廠、讀大學、留洋的老江湖,哪會讓自己的公主哥兒去當農民。他們當面回應楊伯伯的妻子說「我們應該響應國家號召」,背後咬牙切齒地罵她。

話說回來,文革之前,上海動員去新疆、江西勞大的有十餘萬社會青年,他們為開發邊疆與老區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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