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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說故事》我的另一位父親

作者公公民國三十七年獲發的批准牙醫執業證書。
作者公公民國三十七年獲發的批准牙醫執業證書。

看到我公公容文照的幾張在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到三十七年(見圖,一九四八年)間,分別由天津市政府衛生局長、天津市市長簽名發出批准牙醫執業的證書,還有廣東衛生署署長發的執業證書。

先生說,公公是天津牙醫公會的會長、天津市公立齒科醫院的院長。那時他家住在天津法租界義善里,房子有三層,地下是一個很大的私人診所,每天有很多人候診。樓上是住家,他還照顧來投靠他的大舅母、二舅母、二姨母三大家子,共有十幾口人靠他吃飯。

先生說他跟著爸爸走在街上,遇到士兵或警察,都會向他們行個禮,因為公公對清貧的人常常免費施醫贈藥,他們常說:「我們付不出錢,只有向你敬個禮!」

日本投降後,他的日本朋友送他一箱黃金,說要給他鑲牙用,但被他拒絕了,還警告家人不得接受外人任何禮物。三年後國共開戰,一九四八年冬天,他要我先生和大姑離開中國去香港投奔親戚,當時大姑手上只有毛線球裡面捲著的五美金,一九四九年他帶著我婆婆和小姑也逃到香港。

認識我公公是緣起於參加基督徒團契聚會,聚會地方就在他家隔壁,他的兒子就是我們的團長,我當時五年級,很喜歡跟著這班哥哥姐姐一起參加團契,復活節去山上靈修(當時鰂魚涌的太古水塘),有時去大埔沙田鄉下布道,或去游泳、爬山。無論我們去哪裡,容伯伯也從不缺席,永遠都是微笑地跟在我們後面,是替我們看管書包衣服的老好人,也像是我們的守護神;詩歌班練習、樂隊訓練,他都在旁邊微笑聽著看著,有表演,他絶對是我們的粉絲。

當時他們租住在太古宿舍太富街只有一個小窗戶的房間,並不富裕,容伯伯當時在中環寫字樓做跑街的(office boy),薪水不多,但是非常好客,餅乾、花生是他常常招待我們的小吃。我們這班年輕人常常聚在他家一起禱告、聊天,有一回四個大男生把他家的床坐斷了,那是一張長凳上擱著三塊木板搭的床。

一九六六年我嫁給他兒子,他成為我公公,其實是我多了一個愛我、幫助我的父親。剛結婚,他還要替我去燒洗澡水,嚇得我立刻勸阻。

兒子出生後,公公成了我的好幫手,不論孩子洗澡要搬澡盆、倒水、沖奶、洗奶瓶,他都自告奮勇。當我先生病重住院期間,我清晨六時多把衣服丟進半自動洗衣機就趕去學校上班,公公總是把衣服晾好。吃完晚飯後他常常搶著洗碗,甚至婆婆說他不該做,他總是笑笑然後哼著「我是個罪人蒙恩典」。他這個幫我的習慣,直到我們移民來美國,他九十多歲仍不改。

先生告訴我,公公初從天津逃難到香港時鬱鬱不得志,常喝醉酒,有時醉倒在電車站。自從他信了耶穌,立刻改變了,安貧樂道。他因為英文不好,考不上香港牙醫執照,他寧願做office boy也不願做黑市牙醫。

我們跟公公同住二十七年,有時候他去元朗探望小姑,小姑給他任何好吃的,他一定帶回家給我吃。他退休多年,精神糧食是福音節目,每天一份世界日報,唯一喜歡的是派紅包,凡是到我家的孩子,每個都有紅包收。九十三歲時,公公在夢中蒙主寵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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