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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我的人生轉折

說「也談」,是讀罷貴版所載孫文廣先生的「我的人生轉折」而為;人生在世,都希望找到適合的位置,而這個位置,要靠自己和社會兩方面來安排。

我出生於一九三二年,家庭時為鄉里名門大戶;爺爺和父親在中國北方最大的漁港石島港開過錢莊,錢莊票號凋零後,又回興辦鄉村工商業,父親還被推舉為鎮長。一九四七年日寇侵華,父親在戰亂中病故,家業敗落,孤兒寡母靠種幾畝薄地艱難度日。我上學讀到初小四年級便輟學為農,務農一年半,在鄰居同學的鼓勵下,又說服媽媽支持,便有志上高級小學繼續讀書。

那時高級小學是春季始業,當時我要上高小,只能插班,但必須經過考試,看能否跟上。考試在學校教導處進行,教導主任親自出題監考。數學我不全會,語文只做一篇題為「你為什麼又想上學讀書?的作文。我從認字開始在父親開辦的書店裡翻閱,養成了閱讀、寫作的習慣,讀初小時作文成績一直是班上前茅。我被錄取插班後,教導主任對我說:「沒見過小學生能寫出那樣好的作文。」插班五年級下學期,很快就跟上了功課進度,學年考試成績還列班上第二名。

升到六年級在班上一直考第一,還被選為班長,高小畢業正逢縣裡成立「初級師範」,在威海等六縣市的數萬高校畢業生中,先於初中招考了三個班的一百五十人;我們完小考中了三人,其中有我。

完全公費學習三年畢業,分配做小學教師,成為拿國家工資的「正式國家工作人員」。那次插班考改變了命運──由終身農民,變為掙國家工資的公家職員。

我被縣教育局分配鄉下的完全小學任教師,教學一年獲評為優秀教師,出席「全縣中小學優秀教師代表大會」,並在會上發言。縣教育局長聽了,問我們區帶隊的區長:「張泰然的發言稿是誰給寫的?」區長說:「他自己寫的。」局長當場說:「這個教師你們不要用了,把他調到縣教育局。」

會後我便調到縣教育局當上最年輕的科員,兩年內出版兩冊相關教育的專著。

這時,又被縣委宣傳部長看上,要調我到宣傳部任職。得知那時我還不是黨員,不能進縣委機關,部長便對局長說:「這樣的人才,怎麼不請到黨內來?」局長說:「他申請過入黨,可他父親當過國民黨的鎮長,黨員討論沒通過。」部長說:「我們講成分,也不能『唯成分論』,要重在表現嘛!」

聽部長這麼說,局長再次召集黨員討論我入黨,使我帶著「預備黨員」的帽子進了縣委宣傳部,當上新聞幹事。在縣委宣傳部,又有作品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讓我在煙台地區和山東省小有名氣。「煙台報」(後為「煙台日報」)創刊時,要調我去任編輯記者,山東省教育廳也曾要調我到「山東教育」任編輯記者,但都沒去成,事後我才得知其中原委。

原來是我們的部長不放人,到我得知這事的時候,她已經隨縣委書記丈夫調到外地了。多年後,我們偶然相遇,她說:「對不起,是我把你耽誤了!」她倒是說了實話,讓人錯過機會,就是害人。但在那「一生交給黨安排」的時代,這也成了常規。

文化大革命在縣城初起,革命造反組織紛起。我自知家庭出身不好,不敢妄動,成了逍遙派。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縣裡「農民革命造反團」的一個女頭頭帶頭奪了縣委、縣政府大權,並大肆鎮壓反對派。我動了惻隱之心,奮起寫大字報反對奪權鎮壓群眾,卻成了那個女頭頭的眼中釘。我受了多年的整肅迫害,最後送海邊鹽場勞動改造,一年後回原單位縣委宣傳部「等待分配」。

後來文化局長成立「書畫院」和「文學戲劇創作室」,還叫我當了小官──文學戲劇創作室主任。期間我創作了幾個大戲,寫的京劇「天福山起義」獲得威海市「文學精品工程」獎,被評為國家二級作家。

我們夫妻育有二子一女,長子早分配工作,次子和女兒趕上改革開放時機,博士、碩士畢業後都在美國成家立業;我們老兩口也沾光,依親移民來美,在這自由世界裡享受天倫之樂。老伴料理家務,我忙著在庭院種菜和寫作,整天忙中尋快樂;社區朋友給戴上了一頂高帽:「德高望重的快樂老頭」,還上了「華人」雜誌封面人物,作家郭俊麗著文稱:「心中有光的快樂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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