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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峰會結束 普亭兩項宣布讓緊張關係現趨緩曙光

他的一番話

我很早就從農村選調回城,成為工農兵學員,做了一輩子中學教師,退休後來美國定居,這都多虧了他那一番話。

我是六七屆初二的學生。六九年因為父母病重,按照上山下鄉政策,我分配到天津市東郊區插隊。開始是幹農活,後來在大隊新建的養豬場當飼養員,我一個人吃住都在養豬場唯一的一間宿舍。

一天晚上,大隊書記領著一位戴著眼鏡的青年來借宿,他是天津市一個工廠的技術員,二十八歲,南方人,大學畢業,來我們村機械加工廠聯繫加工機器零件。聊天時,我給他講在農村遇到的趣事。他聽著聽著漸漸收斂了笑容,很認真地說:「你應該把這些事寫出來投稿,可以寫報導、寫故事、寫詩歌。你明天就開始寫。」

我說:「我初中才上兩年,不行,不行!」他接著鼓勵我:「高玉寶的文化比你低吧?他寫出了『高玉寶』,你就不能寫出一篇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感想?你剛才給我講的非常有意義,語言也生動,因為這都是你真實的生活體驗,你肯定行!你也可以讀一些寫作的書,邊學習邊寫。」看我一根接一根地吸菸,他還著重說了一句,「要是你把菸戒掉,就更行!」

自文革開始,從來没有人和我談過學習和寫作,更没有人這樣鼓勵過我。第二天,我到村裡小學找到兩本書:一本孫犁寫的「白洋淀紀事」,一本唐弢的「創作漫談」。

有一天,我在大隊部看到一本油印的「東郊革命文藝通訊」,裡面都是詩歌、故事、小說。當晚,我一口氣寫出一首較長的敘事詩「東來大伯」:「東來大伯您早,又是您,清豬糞刷豬槽,輕輕地,生怕把我的美夢攪擾……」東來大伯是養豬場的一位老貧農。我騎著自行車到另一個村子的供銷社把稿件寄出去,不敢讓別人知道。那是我第一次投稿,興奮又害怕。

過了一個多月吧,突然電線杆上大喇叭喊我馬上到大隊部去一趟。原來是兩位編輯騎著一輛摩托車風塵僕僕到我們村,贈給我一冊「東郊革命文藝通訊」,第一頁就是我寫的「東來大伯」,並且加了編者按,號召知青向我學習,拿起筆來歌頌貧下中農。大隊書記也非常高興,讓我以後給公社廣播站寫稿,報導村裡的好人好事。

雖然我在養豬場,但是插秧、割稻子、出河工,就連加工廠翻砂車間高爐出鐵水,我都搶著參加,就為了體驗,為了寫好人好事。公社廣播站都是連著各村的高音喇叭,在同一個時間,全公社、全村人都聽到我們村的報導,尤其最後一句:「是由某某某報導的」,那是我的名字!

七二年八月末的一天,大喇叭又喊我到大隊部。屋裡坐著書記和大隊長,還有兩位都戴著眼鏡同志。一位女同志說,她們是天津師範學院來我們公社招收工農兵學員的老師,決定招收我成為中文系第一屆工農兵學員。做夢一般,插隊兩年七個月,我回家了!

不久,我在天津日報副刊發表了「小豬倌」、「一星半點兒」,都是那天晚上我給那位借宿大哥講的真實故事。但以後再也寫不出來了,總覺得自己像個逃兵,一起插隊的同學們還在農村勞動,而我卻在舒適的家裡。寫稿成了我回城的敲門磚;門開了,磚扔了,我痛苦過。

直到九○年代末,興起寫教育故事的研究方式後,我才寫了幾篇反思在教育刊物發表。「十一五」期間,我執筆申請到全國教育學會的科研課題,就是以寫教育敘事來研究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如果說,他那一番話讓我受益匪淺,還不足以表達我的感受。從那時開始,我得到了學習、寫作、成功的快樂;這些快樂不斷強化著我的自信。女兒出生後,我和妻子下決心把女兒培養成才。

一咬牙,我把一天一包半的菸癮楞是戒了,把節省的錢全給女兒買兒童讀物,堅持不懈地對孩子進行早期教育,仔細記下女兒成長的故事,那些故事時不時地在教育刊物上發表。女兒成為少年大學生,現在於美國大學做教授。

 說他那一番話,是我人生的指路牌,一點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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