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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是民工(上)

漢語是一門活的語言,不停創造新的詞彙。民工,是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詞,指的是在城市工作的農民。他們出賣勞力,為城市提供服務,換取收入,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但是民工不屬於城市,是過客,是城市的飄蓬,身體和靈魂都屬於充滿泥土氣息的故鄉。

一九八一年中國全面實行分產承包責任制,我們家分到六分土地,大約三百多平方米,不過是如今一個中等豪宅的面積,靠土地養不了家,因此我的父親成為第一批民工。記得剛過完年,父親背著鋪蓋出門打工,他的第一分工作是手工做馬札,那種折疊的木馬札,釘起來,繃上帆布條,對一個壯勞力來說是很輕鬆的活兒。但是做一個幾分錢,工資計件算,為了多賺錢,父親加班加點幹,三餐湊合吃,晚上在倉庫邊找個角落,展開自己的鋪蓋休息,除了吃飯睡覺,一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我還小,正讀小學,不懂國家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但知道父親離家打工是為了賺錢養家。母親帶著我們仨孩子生活,天黑以後,昏黃的燈影裡,屋子顯得大而空落,少了父親一人,好像少了很多。夜裡颳風下雨的日子,我總是驚醒,半夢半醒地過一夜,漸漸嘗到留守兒童的滋味。

過了很久,父親第一次回家,帶回來幾個用蠟紙包裝的麵包。見到父親,聞著香甜的麵包味兒,我像喝醉了一樣,樂陶陶地不知說啥好。母親發現父親皮膚白了,父親說每天埋頭在倉庫裡幹活,上食堂買饅頭才見天,曬不到太陽,可不是白麼。父親還說,幸虧有個伴兒,倆人搭夥幹活,有人說話。父親要母親多準備一些鹹菜和蘿蔔乾,少買菜吃,壓縮開支,多留給家裡的錢。雖然我們在家也經常吃鹹菜蘿蔔乾,但父親一個人在外,吃饅頭啃蘿蔔乾,我聽著心裡不好過。

父親再回來,就是春天了,母親親手做薄餅,捲著桃花蝦和小蔥吃,家裡一派和樂氛圍。父親走後不久,母親買來細紗布,專門給父親縫了一頂蚊帳。鑽進去,好像一個小屋子,防蚊蟲,又透氣,我在邊上鑽進鑽出,想著父親見到蚊帳肯定高興,什麼時候自己也有那麼一頂就好了。

父親帶回家幾個新馬札,親戚來訪,看著好,母親大方說喜歡都拿走,我心裡不捨,那是父親親手釘的呀。這樣過了大半年,父親個把月回家一次,留下錢,住一晚就走,家裡有份穩定收入,生活不富裕但溫飽。

哥哥和我逐漸習慣挑水、生煤球爐子、買煤、買糧,幫媽媽分擔一切家務。那次中秋節前父親回來,媽媽張羅著包水餃,還準備了白酒,好像提前過節;吃飯時父親說,秋天馬札不暢銷,工廠不需要民工了。飯菜突然涼了,變得沒滋沒味。

父親會蓋房子,會修理汽車,會木工,還是一個好廚子;但是他身在農村,沒有文憑,跟城市龐大複雜的系統對不上卯榫,空有本領,無處施展。父親賦閒在家,經濟壓力像網一樣罩著全家,父親外出打工,家裡就缺了一個頂梁柱。真應了那句話:我只有兩隻手,要麼抱你,要麼搬磚;我抱你就不能搬磚,可我不搬磚就無法養你。

靠一個親戚介紹,他去幫工廠維修一個二十層樓高的煙囪,沒有任何安全措施,蹬著煙囪外面的梯子,他徒手爬上爬下。這是事後我們才知道的,因為中間人拿走了父親的工錢,親戚非常憤怒,替父親追討時才說出來的,我們聽著真害怕,母親堅決不讓父親再去冒險。那時候正流行官倒,這是最小的一種,當官的把工包給個人,中飽私囊,然後一層層轉包,層層扒皮,輪到做工的人,只有骨頭了。遇到貪心的人,這點骨頭差點都沒有。後來農民工欠薪問題發展成一個社會大事,想起父親的經歷,對討薪無門的民工,真是無限同情。

當時中國在逐步轉型中,沒有廣告和中介機構,農民找工不容易,一旦有機會,無論遠近都要去。父親曾跟著一個遠房親戚去湖南打工,幹建築一類的活兒。那時家庭電話不普及,更談不上手機,他到達湖南工地,安頓好,寫一封家信,家裡再寄回信,已經過去個來月。如果期間父親很快換了工地,錯過家信,兩邊就好久沒有音訊,我們只有等父親再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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