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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中蘇友好歲月

解放後我升入杭州高中,當時報紙上都說蘇聯是我們老大哥,中蘇關係不同於一般的國際關係,是馬列主義政黨的同志真誠關係,會友好萬萬年,我們學生也就相信了。

電影院放映蘇聯電影,「高爾基三部曲」、「米丘林」等我們都很愛看。中蘇友協組織「蘇聯電影之友」,加入了發張卡,看一場電影只要五分錢,同學們紛紛加入。很快,原來的基督教青年會改成展覽館,有大量主題展覽,如蘇聯的集體農莊生活、克里姆林宮介紹、托爾斯泰的雅斯納亞莊園等,我們高中生沒有見過世面,對這些外國風光感到新奇。

不久,蘇聯的紅旗歌舞團、著名舞蹈家烏蘭諾娃接連到訪,戰士們蹲著馬步踢腿的矯健英姿使我們大開眼界。

一九五二年史達林突然去世,我們感到震驚,杭州在寬闊的延齡路上舉行全市追悼大會,大家為偉人的去世深感悲痛,接任的馬林科夫好像也很英明。

一九五三年我調幹上大學,就選定俄語專業。這時中蘇友誼大廈剛落成,我們去參觀;蘇聯的年輕講解員說著流利的漢語,讀出廊柱上的中文標語,我們驚訝地直吐舌頭。這時「紅梅花兒開」等歌曲傳遍中國,我們在大學裡讀俄語、說俄語、唱俄語歌、跳俄國集體舞,中蘇友好又掀起高潮。  

但不久老革命貝利亞被處死,馬林科夫靠邊站,赫魯雪夫冒出來;他去美國,在聯合國大會脫了皮鞋敲講台,他列舉史達林殺戮對手的事實使我們感到匪夷所思。蘇聯的偉大在我們心目中打了折扣。

我一九五五年大學畢業,分派到陝北米脂中學教俄語。我熱情地教,學生們努力學。一九五七年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國內熱烈慶祝,伏羅希洛夫訪華,報上尊稱他「伏老」,又掀起友好熱潮。

我在北京「友好報」用俄文發表文章,描述我的學生努力學習俄語的情景,收到蘇聯各地寄來的一百多封來信,紛紛表示友好和支持。我發動學生開展和蘇聯學生的友好通信,提高了俄語學習效果,高考俄語成績全省第一。

當時國內平信郵資八分,寄到蘇聯要兩角二,學生們仍湊錢寄信。學生畢業後多人投考外語學院,陝北老解放區的學生成分好,畢業後多人成駐東歐外交官。

不久傳言中蘇有了分歧,我一點也不信,我認為有共同信仰的馬列主義政黨怎麼可能有分歧。

六○年代初,論戰公開,一評、二評直至九評,大力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我也不敢再和蘇聯朋友通信了,就這樣,文革時仍被造反派戴上「裡通外國」的帽子。

沒有多久,永遠友好的同盟成了冤仇,甚至兵戎相見。隨後,又出現一系列新盟友,有血肉凝成的、有並肩戰鬥的、有互相支持的;特別是歐洲的一盞明燈意外地堅定,一百萬人口的小國,支援的物資吃不完用不完,拖拉機爛在地裡。時局一變,新盟友又和我們橫眉冷對,一個接一個,接二連三,都說自己掌握正義,對方是猶大。

美帝的頭頭卻意外到訪北京,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斯諾被請上天安門,出現中美友好的新趨勢,學校裡的俄語課都改成英語,學「Follow Me」成了新時髦,世界的演變真是我們普通人料想不到。

俱往也, 看來國際交流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存在的只是利益。一個時期響亮的口號,到另一個時期便不合時宜。到什麼山唱什麼歌,什麼時候說什麼話,這才是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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