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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調記事

中國自上世紀五○年代開始,直至六○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要組織大量工作人員進行外調。平常發展黨團員,提幹、參軍也都要逐人進行調查,以確保當事人履歷清楚明白;一般是派工作人員到當事人的家鄉、或原工作單位、或學校去調查家庭和個人的基本情況,包括出身成分、家庭成員和主要親戚的政治面貌和歷史。祖孫三代、父母、祖父母、七大姑、八大姨、外祖父母、舅舅、表兄弟姊妹等,一概都在調查之例。

那時在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上或城市街道和農村道路上,經常會看到三三兩兩幹部模樣的人,手提或在腋下夾個皮革文件包串來串去,他們大都是出差搞外調的工作人員。時間長了,群眾知道了這些人是專門到各地搞外調的一般工作人員,並不是有權有勢的人物,便有人調侃道:「夾拿皮包的沒有大幹部,甭用望著他們打怵。」

搞外調的人員大都是機關幹部和從學校抽調的部分中小學教師。外調人員中有專職也有臨時的,經過簡單學習和培訓,接受任務後便兩人一組赴各地開展工作,少有單槍匹馬一個人出來搞調查的,以確保調查的客觀公正。

我總共搞過兩次外調,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辦鋼鐵的工地上發展黨員;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調查某老幹部的歷史問題。前者是去聊城地區東阿縣,我和另一位同事坐火車去濟南,然後換乘長途汽車去聊城。那時汽車過黃河還要開到船上,乘客下車圍站在汽車周圍過河,當時還真有些擔心害怕。

到達聊城後,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坐落在縣城中心大道上、有六百多年歷史的「光岳樓」,底層四面大門的門楣上,是省委書記舒同題寫的光岳樓匾額,黑底金字熠熠生輝。當日我們來到盛產阿膠的東阿縣,到各級黨委辦好手續後,去當事人的村莊找到村幹部遞上介紹信,說明情況;他們很爽快地口頭介紹了當事人的家庭成分及個人出身,皆一清二白。便找來會計書寫了證明材料,蓋上黨支部的公章讓我們帶回交差。我們回單位不久,這位被調查人的入黨申請,便得到了上級黨委了的批准,成為了一位共榮的共產黨員。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奉命去莒縣調查一位公社副社長的歷史問題。此人歷史較為複雜,傳說他曾幹過雜牌隊伍,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也比較早。他村中有兩派革命群眾,一派支持我們調查並向我們介紹了一些情況,另一派則干擾我們調查。沒有辦法,便請當地公社公安特派員陪同我們走村串戶去了解情況。

四天時間內跑了五、六個村莊,始終沒有找到有第一手材料的證人,大都是聽人傳說某副社長的歷史問題,互相之間還存在一些矛盾;另有一、兩位在外地工作的知情人,因路途遙遠我們沒有前往。

確切的證人證言沒有弄到,卻險些發生嚴重的事故。一天我們騎著臨時租賃的自行車走山路去找知情人,途中經過坡陡溝深的九里坡時,我騎的自行車煞車失靈,連人帶車猶如離弓之箭直往下衝。我見勢不好,立即用腳蹬住了前輪,瞬間連車帶人摔倒在路旁,頓時感覺天旋地轉,爬不起來了。我的同伴見狀把我扶了起來,幸好只傷了皮肉並無大礙,他讓我坐在車後座上,推著我下了山坡,倒地的車子則拴在公安特派員車後,帶著下坡。

回到供銷社旅店後,我們和公安特派員一起梳理幾天來調查到的情況,綜合寫了一份證明材料,讓公社蓋了章,我們帶著回了單位。

那個年代是物資極度缺乏的年代,許多搞外調的人員,也當起捎帶緊缺物品的貨郎。我到莒縣外調時,就給單位的朋友捎過「的確良」布和尼龍襪子。這些物品在城市裡非常緊缺,在貧困山區裡卻無人問津,大都叫外邊的人買走了。

公安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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