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段同行又兩度分手
每個人的生命旅程中,都會在某一段與某個朋友同行;過了這一段就各奔東西。江君就是這樣一位故人,與我在人生路上同行五年,分手後音訊全無。沒想到隔了十年,我倆竟在異國他鄉重遇,更沒想到在人生路上再同行五年後,江君又與我分手而去,而這次竟是天人永隔。
我與江君都是文革後的研究生,同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學習。他來自皖南山區,個子不高,臉龐透出淳樸的本色。江君努力學習,還關心國家大事,敢於表達自己的看法。1983年時,江君的導師派他去北京學習實驗技術。當時掌握最高權力的鄧小平,提出不搞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胡耀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表態支持鄧等老一輩領導人退休。其實鄧的本意是要其他元老交出權力,自己並不想退,胡耀邦會錯了意,由此埋下三年後被廢黜的禍根。江君乃毛頭小子一個,哪裡知道這些高層內幕,他在公開場合快人快語地說:「鄧小平要這個退、要那個退,其實他也應該退下來。」
當時中共極左派正在搞「清除精神污染」,江君此言乃不折不扣的「污染物」,引起有關方面重視,通知生理所派人去北京將他領回。其實江君何錯之有?只不過大家不敢說,他說出來了而已。領導對此心知肚明,但如何處置江君,是從嚴處理還是網開一面,很是麻頭皮。如果往嚴裡整,記大過甚至開除都可能,但這顯然不得人心。反之如果不處理,也無法向上交代。反覆斟酌後,領導認定江君患輕度精神失常,休學一年回家養病;就這樣把這可大可小的麻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實際上是對江君的保護。
一年後江君復學,沉穩了許多,順利完成學業。畢業後我們各奔前程,以為此生不會再見。豈料我來美國後,1995年某日在紐約中國城,竟與江君在孔子大廈旁不期而遇。我倆又驚又喜,不由得感慨地球真的很小。離別十年,江君與我就像兩顆小星星,在各自軌道上運行,誰知竟在萬里之遙的異國他鄉相遇,這是何等的小概率事件?我倆交談之下,得知十幾個研究生同窗,多數用腳投票,殊途同歸來到美國。老同學相會當然很高興,可我們還是在心靈深處感到悲哀:當年我們考進科學院時,何曾想到日後竟相聚在美國?而對我們寄託希望的前輩科學家,又何曾想到他們的學生竟幾乎都流向了海外?
江君住在長島,我住在曼哈頓,從那時起我倆不時聯繫,開始了人生旅途上又一段交集。江君做著三份工作:白天正職,晚上兼職,周六另有兼職,都是醫學檢驗。我勸他不要太勞累,他笑著說:「我來美國晚,許多事都要從零開始,不得不如此。」
2000年某日,江君在東王朝酒樓設宴,招待研究生同窗。席間他告知已應聘去加州工作;還說將開車從東海岸,橫跨美國到西海岸。當時我們已五十多歲,精力體力開始走下坡路。我們勸江君開車太累,還是乘飛機為宜。江君笑道:「我身體好著呢,再說我早就有夙願,要領略美國的大好河山,現在正好有機會。」我們看他決心已定,就不多說什麼了。
江君到了加州後,工資有了較大增加,工作與生活走上正軌,我們都為他高興。沒想到2003年時,江君感到肺部不適,久咳不癒。醫生給他拍了胸透片,懷疑是肺癌。得知這個壞消息,我難以置信:江君樂觀向上,讀研時那場風波都不曾把他擊倒;他身體挺好,三年前還自駕橫跨美國;他潔身自好,菸不抽酒不喝。這樣的他,似乎不應罹患肺癌。後來想到,他從事醫學檢驗,不可避免接觸有機化學試劑,如苯與二甲苯等都是致癌物;他在紐約時,正職以外還有兩份兼職,長年累月吸入毒物與過度勞碌,或許是被病魔壓倒的原因。
為了確診,醫生建議江君做肺部活體穿刺。江君不願接受損傷性檢查,而是在病假期間回了趟中國。我挺詫異的:他為何不及早治療,而要去中國?其實江君是想讓中國醫生複診;他深知美國的醫學水準高於中國,但仍抱著一絲希望:萬一是美國醫生誤診了呢?江君跑了上海、北京和南京多家頂級醫院,然而他失望了:看過胸透片,所有中國醫生都肯定是肺癌,而且已到晚期。
江君的中國之行也為了卻心願。他估計自己可能來日無多,就趁著體力尚可,再回皖南家鄉看看。不過江君並沒有對家人講實情,還裝作無事,因為他不願看到親人為自己痛哭流涕。他只能在心底裡向父老鄉親與故鄉的山山水水默默地作最後告別。我的文筆有限,難以寫出江君是怎樣同故鄉與故國訣別的,如果非要用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痛徹心扉。
人都需要理解與安慰,重病中的江君更是這樣。那時智慧手機還未問世,加州距紐約很遠,長途電話費用不便宜,我們卻經常聯繫。江君對家鄉父老隱瞞病情,對同窗卻是敞開心扉。江君畢業於醫學院,我的專業也與醫學相關,交流起來就實話實說。
江君告訴我,回美國後他還是不願意做活體穿刺,就改為檢查痰液中是否有癌細胞。江君在醫學檢驗中心工作,他的痰液由六位同事同時檢測。結果三位報告陽性,三位報告陰性。面對同事們相互矛盾的檢查結果,江君決定由自己來定奪。他在電話裡對我講述了那段經歷:「那是一個周末,同事們沒上班,我獨自來到靜悄悄的實驗室,在顯微鏡下觀察自己的樣本。我想推翻陽性結果,可偏偏看到一個個癌細胞出現在視野中,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真想否定自己的觀察,可是否定不了,因為顯微鏡裡確確實實就有癌細胞。這些年我在顯微鏡裡看過成千上萬癌細胞,不過都是別人的。可這次看到的癌細胞卻是自己的,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罹患了癌症,我是在判自己死刑啊!」 後來知道,報告陰性的那三位同事,是實在不忍心把壞消息告知江君。
「人生最悲摧之事,一般認為是少年喪母、中年喪偶與老年喪子。其實還有更悲摧的,就是自己確認自己患了絕症。」聽了江君這番話,我本想好好安慰他,可是我笨嘴笨舌,竟說不上幾句寬慰的話。其實以江君的醫學背景,他對自己的病情瞭解得一清二楚,空泛的寬慰能有什麼用?我只能把話題引向回憶生理所那段歲月,來轉移他的注意力。
其後江君接受了治療,但還是每況愈下。後來有段時間沒得到江君的消息,我就打電話到他家。接電話的不是江君,而是他太太。她說就在幾天前,江君剛剛去世。雖然早有思想準備,聽到噩耗我還是十分悲傷。江君在研究生同窗中年齡最小,卻第一個離去。
在美的中國留學生是個很大的群體,分為老中青三代。老一代留學生1949年之前來美,幾乎都已故去。我們這代留學生,則是中美結束三十年阻隔後,於1980年代來美的。江君的離世,標誌著我們這代留學生開始凋零了。「故人西辭黃鶴樓,……孤帆遠影碧空盡」,時光荏苒,不知不覺間江君離開我們已二十年了。願江君在天之靈安息,也望我的研究生同窗與同代留學生們,多多保重,在美國頤養天年。(寄自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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