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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與六度分隔

十年前一位朋友對我說:「你信不信,你與世界上任何一個人之間,只需通過最多六個人,就能聯繫上。」我心存疑惑,就有意抬槓:「難道我這平凡小民,只通過六個人,就能與剛登大位的習近平聯繫上?」朋友思索了一會兒說:「我知道你認識哥倫比亞大學的殷教授,他是從上海復旦大學來的,是吧?」我說是。朋友說:「殷教授在復旦大學多年,應該認識不少人,包括政治系的某位老教師吧?這位老教師肯定認識從復旦政治系起家的王滬寧。至於王滬寧同習近平是什麼關係,就不需要說了吧?如此說來,你與習近平之間,只隔了三個人。」

朋友解釋說:「這是六度分隔理論。該理論假定每個人平均認識二百六十人,那麼其六度就是二百六十的六次方,約三百萬億,遠遠超過世界人口總數七十億。這意味著兩個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最多通過六個人,就能聯繫上對方。」從那時起,我就對這個理論感興趣,並從自己出發,試圖通過六個人找到與陌生人(如美國總統川普北韓金正恩等)的聯繫途徑,居然屢試不爽。

後來我又想到,該理論是百年前提出的,近二十年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人與人的聯繫更廣泛與方便,這是否會帶來六度分隔理論的革新?也就是說,不用六個人就能聯繫上陌生人?事實證明果然如此,我與李永明博士成為網友,就是一例。六年前我在《世界日報》發表一篇文章,並在該報網站同步上網。此文抒發了我對父母親的懷念,他們參與遼寧中醫學院的創建,培養了數千名醫學人才,卻在文革中備受摧殘,險些喪命。

文章發表後,我接到素昧平生的李永明博士的電子郵件。原來李博士是父母親早年的學生,現居美國,行醫之餘,致力於發掘針灸機理研究的歷史。他查找陳年文獻,發現我母親早在五十年前,就對針灸機理進行過開創性研究。不過我父母親都已故世,當年的同事也已星散,要深入發掘這段史實不容易。李博士知道我是父母親的長子,雖說依據六度分隔理論能找到我,可是要通過哪些人才能聯繫上我,仍是難題。他沒想到能在網上看到我的文章,直接聯繫上我。

通過網路,我給李博士寄去父母親的照片和我製作的PPT,詳細介紹了父母親的家庭背景、早年的求學與工作經歷,講述了他們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我寫道:「我的父母親是平凡的知識分子,他們兢兢業業教書育人,培養了許多醫學人才。他們秉持科學道德、恪守做人良心的形象,永遠留在我心中。如果沒有在文革中受到摧殘打擊,他們是能夠在學術道路上走得更遠些、攀得更高些的。我希望父母親的悲劇再也不要在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重演。」

通過李博士,更讓我與父母親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學生們,建立了聯繫。一位學生給我回覆:「兩位老師在那樣的環境下還堅持搞研究,在科學領域不斷探索,並且有很多成就。我理解,他們是想抓緊時間,儘量減少人生的損失和遺憾。」另一位學生說:「現在我才明白,原來兩位老師有那麼坎坷的經歷,他們背著莫須有的罪名,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失去了人生最美好的光陰和事業的黃金期。文革的罪孽,給地球人留下了長久的災難,我們決不能讓文革悲劇重演。」

通過網路,我與李永明博士成為虛擬世界的網友。李博士讓我和家人得知母親的研究終於受到肯定。父母親雖已去世,這依然是對他們在天之靈的最好慰藉。(寄自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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