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特教授的禮物
四十多年前,我來美國讀碩士。鑒於留學機會來之不易,又有幸享受全額獎學金,便竭盡全力,每學期多修兩門課,馬不停蹄上暑期班,成了就讀大學罕見的兩年獲得兩個碩士學位的畢業生。在畢業典禮招待會上,教授同窗紛紛前來祝賀我,政治學系的格羅特教授也笑盈盈走到我身邊,請我在招待會後,去他辦公室一趟。
我在碩士班的第一學期曾修過格羅特教授的課。他的課排在下午四點至六點,因我住得離學校較遠,而回家的末班公車是五點三刻,不得已請教授恩准我提早幾分鐘離校去趕公車。格羅特教授聽罷,主動提議開車送我回家,他住得離我住處不遠。於是,搭了一學期便車,我跟格羅特教授熟了起來。1960年代初,他從史丹福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後,曾去華府參與和平隊(Peace Corps)的籌建管理工作。自那以後,世界和平和援助貧困國家發展成了格羅特教授的人生使命,他多次趁寒暑假去各國遊學或做志願者。
在辦公室,格羅特教授開門見山說:「聽說你秋季要去南加州念博士了,沒有得到全額獎學金。假如財務上有困難,我可以資助你,我不希望看到好學生因財務困難而放棄讀博士。」
他的熱心慷慨令我感動。但我感謝了他的好意,謝絕了他的資助。雖然第一年的獎學金不足支付全部學費,但那所大學有不少校內工作機會。萬事開頭難,只要第一年能撐下來,之後的路會越走越寬,因此我有信心能靠自己完成學業。
格羅特教授欣賞我的樂觀和獨立精神,一邊笑著把寫有電話號碼的黃色小貼紙遞給我:「這是送你的畢業禮物。一旦遇到特殊情況需要錢,馬上打電話給我。」
捧著小貼紙,感受到的是厚重的關愛和期待。我把貼紙夾在日記本裡,每天打開日記本,暖心的小貼紙激勵我勇敢向前。有如此關心我的老師做後盾,我還怕什麼呢?
三年後,念完博士,我回北加州母校任教,跟格羅特教授成了同事。那時候,校內的國際學生越來越多,格羅特教授在教學之餘成了「文化大使」,想方設法幫助國際學生瞭解美國文化。他不說空話,而是從細微處入手,請從未嘗過漢堡的學生吃漢堡;帶不瞭解美國非裔文化的學生去非裔教堂做禮拜;感恩節安排外國學生去美國家庭吃飯;定期舉辦國際學生午餐碰頭會,分享各國情況。這些聽似微不足道的活動,卻需要大量時間落實細節,如每年感恩節聚會,格羅特教授需要聯繫幾十個美國家庭。
一日在校園遇到格羅特教授,得知他繼承了一筆遺產,並決定用這筆錢來資助財務窘迫、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女生。之所以資助女生,是因為不少國家依舊信奉男尊女卑,格羅特教授要以一己之力幫助婦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先後資助了二十多名女學生,其中好幾名來自中國。我稱讚他慷慨助人,他笑答:「這比開勞斯萊斯有意義,也有意思多了。」
格羅特教授已離世數年,我卻依然保存著小貼紙,它是仁慈、愛心和慷慨的象徵,充滿了最美的人間真情。(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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