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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象多…俄認動員令「有錯」 學者:已現「革命前兆」

14歲殺死3同學 39歲肯州校園槍手假釋被拒、將終生監禁

遺憾至今的那年暑假

從學生時代到幾年的老師生涯,我曾有過很多次暑假,但能讓我記住並且深刻印象的卻只有1978年的那一次。

那年我二十五歲,是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和我的學生一樣,我們老師也放假。然而這個暑假對於我來說有一點特殊,放假後沒有時間休息,我要複習功課,參加當年的高考

既然是老師,為什麼還要參加高考呢?這事得從頭說起——

我十七歲中學畢業,時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便去了遠離老家上海的黑龍江農場務農。幾年後返城,一時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就在街道辦的人防工程裡幹一些雜活,掙每月十幾元錢的基本生活費。後來有一天,街道幹部告訴我,上海市急需中學老師,準備在返城「知青」中選人,在大學經過短期培訓後到中學去教書。他看我字寫得不錯,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所以找到我,問我是否對此有興趣。

這事在我看來有些荒唐。其一,文革中,中學老師不受尊重,他們中很多人還受到傷害,弄得沒人願意當老師,所以才出現中學老師短缺。這叫「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其二,我是在文革中上的中學,這期間學校教育受到外界很多干擾,我們其實沒有認真讀過幾天書,時不時還要下農村,去工廠勞動。讓一個本不合格的中學畢業生去中學教書,豈非玩笑。雖說還要經過培訓,但也就一年多的時間,然後就要走上講台,有一點強趕鴨子上架。

我那時也不太願意去中學教書,但想到可以由此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而且還能邁進大學的門檻,有書讀,於是就答應了。一年零兩個月的培訓,我很用功,到中學後我更勤奮。不努力不行啊,不僅僅是因為和那些正規師範大學畢業的同事相比,我總覺得矮人一截,而且在實際教學中也是需要真本事才能勝任這份工作的。好在同事們對我很好,經常在一起備課,讓我獲益匪淺。

轉眼到了1978年,我在中學的教書生涯也進入了第三個年頭。年前,中國恢復了停頓多年的大學招生考試。在江西農村務農十年的哥哥,參加了十二月上旬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沒多久,也就是春節前,我們就收到他從江西發來的電報,說被上海第一醫學院錄取了。聞訊後,我父親十分高興,平時不喝酒的他破例喝了一點酒。隨後他就找我談話,問我想不想也去參加高考,進入大學深造。

說實話,我有些膽怯。我哥是文革前念完初中的,上的還是上海市的重點中學,學業基礎打得十分扎實,雖然在鄉下蹉跎了十年,但重新拿起書本對他不是太難的事。而我只能算是一個小學畢業生,初、高中的知識,尤其是「數理化」,幾乎都沒有好好學過,進考場對於我來說確有難處。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沒有像我哥那樣參加文革後的首次高考。

父親看我久久不語,就安慰我說:「沒關係的,考不考都行,由你自己決定。」我抬頭看父親,他當時的眼神讓我終身難忘。儘管他嘴上說讓我自己拿主意,但他的眼睛裡卻充滿期待。這種對子女求學上進的期待,是流淌在我父親這樣一位老知識分子血液裡的。

我父親生在廣東山村,從小讀書就好,一路讀進清華大學,後來又考取「庚款生」,赴英國倫敦留學,回國後一直擔任大學教授。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像他一樣接受大學教育。在父母的薰陶下,我們兄弟姊妹四人在校學習都很用功,學習成績也都很好,所以在父親看來,他的孩子將來能夠接受高等教育是不成問題的。然而一場文革擊碎了多少年輕人上大學的夢,也讓我父親對我們的期盼落空。我家除我大姊是文革前考入大學的,其他孩子都在本該上大學的年齡,成了下鄉「知青」,在農村一幹就是好多年。

在我們下鄉期間,大學也有招生,招收的是所謂的「工農兵學員」。我們幾個孩子在鄉下務農,也算是「農民」了,照理說應該有機會,然而事實上卻不是那麼一回事。文革時大學招生採用的是「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政策,這裡面有很多講究。頭一條「群眾推薦」還好說,只要和周圍人搞好關係就行,然而這一條其實只是做做樣子的。關鍵的一環是「領導批准」。農場的領導握有大權,選誰上大學全由他們說了算,當年上大學「走後門」的事屢見不鮮。另外還有一關,那就是家庭出身,這在文革中是極受重視的。由於我父親是被批判打倒的,所以我們的「出身」不好,被推薦上大學幾無可能。

終於等來了相對公平的大學招生考試,而且我哥還真的由此考上了大學,這讓我父親又燃起了希望。我當然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考慮了幾天後,我決定去拚一下。

父親知道我的決定後,馬上為我請來了他的小同鄉,一位中山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幫我補習數學。雖然我打算考文科專業,無須參加物理和化學考試,但數學作為基礎學科是被包括在文科高考科目中的。在短短的幾個月裡,我要從初中數學最基礎的「因式分解」學起,確實有那麼一點「從頭再來」的意思,學習任務可謂十分艱鉅。而且平日裡我除了要教課,還擔任一個班的班主任,工作本已十分繁忙,只能少休息,擠出時間來複習功課。

從開始放暑假到高考日,中間還有十幾天,放下學校工作的我,抓緊最後一點時間衝刺,沒日沒夜地啃書本,做習題。偏偏1978年夏天上海的天氣特別炎熱,那時一般人家都沒有空調,一台電風扇放我身後,不停地吹,吹到我身上也是熱烘烘的空氣。坐在書桌前,我汗如雨下,只能不斷更換蓋在我光膀子上的涼水毛巾。父親並不過問我學習和複習的事,但那些天,他那「期待的眼神」會時不時出現在我腦海裡,我告訴自己再苦再累也要堅持,一定不能讓他失望。

考完後我的自我感覺不錯,語文、歷史、地理、政治考卷上的考題我大都能做出來;因為之前一直在家跟留洋的父親學習英語,所以讓很多考生感到頭痛的外語考試我也有幾分的把握,唯獨數學試題讓我在考場中頻頻撓頭,但是好在數學成績並非文科考生錄取的主要依據,所以我估摸著能考上。後來那些天,我天天盼望高考發榜,我腦中一直在想像父親見我考取大學後開心的樣子。文革這些年,父親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臉上不常有笑容。我真心希望我能夠考上大學,讓他開心。

然而事與願違。八月,父親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父親發病那晚,我哥和我緊急將他送進華山醫院急診室,裡面人滿之患,只有兩位實習醫生,忙得不可開交。醫生給開了靜脈輸液的藥物。掛上吊瓶後,父親對我們哥倆說了一句「今晚辛苦你們了」,就閉上了雙眼,彷彿想好好睡一覺。之後他再也沒有睜開眼睛。一個多小時之後,他就平靜地走了。他最後的遺言讓我們哥倆心痛不已。

父親走後再過幾天就是大學發榜的日子,他沒有看到他的小兒子跨進大學,是帶著遺憾走的;而我也有遺憾,我沒有達成心願,讓他為我取得成功而開心。這份遺憾伴隨我直到今天。(寄自印地安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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