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擅離文學樂土，亡於政治叢林（上）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曾有三個被長期幽禁的「政治犯」：老牌的張學良，其「西安事變」的「犯行」在大陸，可以不計；在台灣的「新囚徒」，則有孫立人和葉公超。這兩位「文臣武將」的遭遇又有不同，孫立人的「兵變」案，經陳誠等九人委員會徹查，最高當局念其「抗戰有功，特准自新」，判處「長期拘禁」，不管真相如何，總還算「必也正名」；但葉公超從頭到尾不知自己犯了什麼罪，卻「不告而囚」，被長期「禁足」，不得離台半步。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直到病逝，仍是政府一品大員──行政院政務委員和總統府資政，地位崇隆。

葉公超1904年出生，廣東番禺人。其父葉道繩曾任九江知府，1913年辭世，十歲的葉公超遂到北平，在叔父葉恭綽的監護下長大。葉恭綽清朝時擔任鐵路總局長，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鐵道部長，自然有能力培育這位姪兒。

葉公超少年即工詩能畫，為當時名家湯定之入室弟子，七歲入南洋模範小學，1912年至英國讀書，兩年後轉赴美國，一年後回到中國就讀天津南開中學。他在學校一篇題為〈自振〉的作文中寫道：

余幼失怙恃，人聞者恆憐吾，言吾命之薄，緣之慳，而余則否焉。蓋人之成偉大者，非安逸慎然而成之也，非恃他志而成之也。是必出於萬難之中，而拔於愴痛之海，琢磨切磋，而後有以成之也。

聽聽這位十幾歲少年的口氣。

1920年葉公超再赴美國，就讀麻薩諸塞州安默斯特學院，跟隨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研習詩詞，在其指導下出版一本英文詩集。畢業後赴英，在劍橋大學瑪格達連學院取得文學碩士學位。當時他與詩人T．S．艾略特亦師亦友，交往甚密，是第一個將艾略特介紹到中國的學者。詩人卞之琳曾說：「葉公超是第一個引領我對二、三○年代艾略特、晚期的葉慈、左傾的奧頓等英美現代派詩風興趣的人。」

葉公超於1926年自英返國，他叔父葉恭綽除了活躍於政界，也是著名詞學家、書畫家、鑒賞家及收藏家。在這種環境薰陶之下，葉公超能文、能詩、能畫竹蘭，而且寫得一筆「褚（遂良）字」，有魏碑的氣勢。他中西兼備，回國後在北大、北師大、暨南大學、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等校教授西洋文學，參加「新月社」，辦「新月書店」，發起藝文活動等，積極而活躍。請聽師友們前前後後怎樣看待他的：

胡適：葉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說的更好。就是在外國一班大政治家中，也不見得說得過公超。

美國學者費正清：他學貫中西，是一個文藝復興人。他是書法名家，亦通國畫藝術；又曾在西方接受教育，親歷倫敦空襲，目睹新加坡淪陷，並與多位世界政要相識。

陶希聖：文學的氣度，哲學的人生，國士的風骨，才士的手筆。

陳香梅：他學劍學書都有所成，因此有時不免恃才傲物，有時樹大招風，難免招人之忌，但他琴棋書畫，能武能文，真是一代奇人。

梁實秋：鄭洪年先生曾譏誚他為「外國名士派」，聞一多先生嘗戲謔的呼他為「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精通洋文而不懂國故。公超雖不以為忤，但是我冷眼觀察，他卻受了刺激，於英國文學之外對於中國文學藝術猛力進修，不久即幡然變了一副面目，成為十足的中國文人。

不久前在大陸逝世的「國學大師」季羨林是葉公超在清華大學的學生，他說：說到學問，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他人很聰明，英文非常好。

大陸學者陳子善：葉公超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評論雖然不多，但幾乎篇篇精采，他的名字是應該與周作人、梁實秋、朱光潛、李健吾等評論大家排列在一起的。

夏志清：葉公超讀書極多，對二、三○年代的英美前衛作家和主流文學都非常熟悉，不說半句外行話。

余英時的老師楊聯陞，也是葉公超的學生，他說：1959年，葉師已由台灣派駐美國，5月15日為紀念五四運動，由哈佛燕京學社同東亞研究中心聯名邀請葉師來講「五四前後的中國文學」，會上擠滿了人，由哈燕社代社長白思達與東亞研究中心的老闆費正清分別致詞介紹。葉師坐下來講，手無片紙而話如行雲流水，由清末講到左翼作家聯盟，講故事甚多，極有風趣。講完略有討論。大家都很欣賞，連以《五四運動》一書起家的周策縱兄都表示欽佩。

正當大家把葉公超看作文壇一顆大星、仰望他領袖群倫的時候，1940年他忽然辭去西南聯大外語系主任，轉到外交界工作。當時國家正值對日抗戰的艱困時期，外交戰場需才孔亟，他「投筆從政」，自值得敬佩，但清華學生、留學英國、後來成為著名詩人的王辛笛認為：

在舊日師友之間，我們常常為葉公超先生在抗戰期間由西南聯大棄教從政，深致惋嘆，既為他一肚皮學問可惜，也都認為他哪裡是個在舊社會中做官的材料？卻就此斷送了他十三年教學的苜蓿生涯，這真是一個時代的錯誤。

「一個時代的錯誤」，也許正符合葉公超後半生的際遇。

葉公超轉入外交界，先被國民黨中宣部派到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倫敦工作，抗戰勝利回國正式進入外交部，任參事、歐洲司長、常務次長、政務次長，政府遷台，升任外交部長。他在部長任內完成兩件大事，1952年與日本代表河田烈歷時兩個月零七天的馬拉松式談判，簽署了《中日和約》，1954年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國家大局得以穩定。

葉公超的脾氣不好是出了名的，對家人、親友或同事沒有不同。在北平時，吳宓到他家吃飯，他嫌菜燒得不好，當場叱責太太袁永熹，並把碗筷摔在地上。袁永熹一言不發，靜靜站在一旁。等丈夫發洩完了，她才說：「飯菜不合口味，我有責任，但你當著客人的面發這麼大的脾氣，也是不合適的。」

在外交部，同仁要見他，也戰戰兢兢。政務次長胡慶育曾說：

他的脾氣在一天中有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準去見他時會遇上哪一季，大家憑運氣，可能上午去看他時還好好的，下午就被罵了出來。

這樣的脾氣，終於使他在事業的巔峰時栽了個大跟斗。

1958年8月，葉公超繼董顯光之後出任駐美大使，深受艾森豪、甘迺迪、邱吉爾等西方領袖的肯定。1960年且安排艾森豪總統訪台，對當時處境艱難的台灣，更是外交上一大成就。1961年因外蒙古加入聯合國問題，蔣介石總統急召葉公超大使返國，葉只帶了幾件換洗內衣匆匆就道。回到台北，蔣總統卻並不召見，僅傳諭：不必回去了。隨即派任他為行政院政務委員，不許出國，形同軟禁，直到1975年老蔣總統逝世，他才獲得自由。蔣經國任總統時，他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葉公超何故被黜，數十年來眾說紛紜，但都指向一個源頭：他「辱罵」蔣總統，被人打了小報告。傳說的內容是，外蒙古入聯合國，我國本擬使用否決權，美方認為不可，怕反而影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中美雙方就此磋商時，美方關切蔣總統的態度會怎樣，據說葉出言不遜，表示「他懂得什麼外交」，甚至傳聞中還有其他不敬之詞。有人密報台北，蔣大怒，認他形同「叛逆」，立即召返，蔣在日記中以「葉逆」稱之，足見其「震怒」的程度。

筆者曾以此事向兩位外交部高級官員求證，一位說他「不知道」，但表示：

大使是代表國家元首駐節外國，維護元首的尊嚴就是維護國家的尊嚴。

似乎意在言外。

另一位說：

葉大使人很豪爽風趣，他在大使館宴客，偶在席間模仿蔣總統浙江奉化的鄉音，博客人一笑。在葉大使是隨和，在蔣總統可能覺得是不敬。

聽起來有些避重就輕。

但是也有反證葉公超非常尊敬蔣總統。葉逝世，《聯合報》資深記者于衡在追憶文中說：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葉先生曾不斷訪美，有一次艾森豪總統在白宮接見葉先生，談到先總統蔣公，艾森豪向葉問道：貴國總統，果然像貴國報章所稱讚的那樣偉大嗎？葉答：如果我國總統不夠偉大，像我葉某這樣狷狂的人，能被重用？同樣的，如果我國總統不是一位偉大的領袖，我肯為他做事嗎？

作家李敖曾回憶，他在美國新聞處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in Bottorff）家裡，葉公超曾對他說：

他加入國民黨，原希望兩腳踩到泥裡，可以把國民黨救出來，結果呢，他不但沒把國民黨救出來，反倒把自己陷進去。言下不勝悔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