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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看了「文革」,後悔寫《西行漫記》嗎?(上)

埃德加·斯諾一半骨灰葬於北京大學的未名湖邊,墓碑由葉劍英手書。(Daniel Dickman∕攝影,圖片取自維基共享資源)
埃德加·斯諾一半骨灰葬於北京大學的未名湖邊,墓碑由葉劍英手書。(Daniel Dickman∕攝影,圖片取自維基共享資源)

泰晤士高等教育研究機構2021年6月10日公布年度世界大學排行榜,在九十九個國家一千六百六十二所大學的評比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並列第十六名。台灣的大學未有進入一百名者。

到北京參觀「北京大學」可能被很多外地遊人列在行程表上。北大校園風景自然是「一塔湖圖」──博雅塔(儲水塔)、未名湖和圖書館。但還有一處「名勝」,一般人未必知道:在未名湖畔有一座墓,墓碑為一長方形的白色大理石,刻著葉劍英題詞「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下註英文Edgar Snow, 1905-1972。

斯諾是一位美國記者,1928年到中國,1936年訪問陝北共產黨根據地,次年出版《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記》,是外國記者首次將共產黨和毛澤東介紹到西方,造成國際轟動,激勵不少外國人以行動和言論相助中國共產黨;也使很多中國青年嚮往紅區,奔赴延安。在內外條件配合下,幫助中共由壯大而最後取得政權。毛澤東曾說:「斯諾著作的功勞,可與大禹治水相比。」

初臨中國,斯諾還只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年輕人,他起初並無雄心壯志,甚至簡單到僅僅是為了旅遊。可是當他經歷了「九一八事變」和「一二.九學生運動」之後,才發現已置身一個撲朔迷離的國度。他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以及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捕殺和圍剿,同時也看到不少農民、工人、學生卻冒險加入紅軍。

這些都引發了作為新聞記者斯諾的思考: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領導人是誰?這些戰士戰鬥得那麼長久,那麼頑強,是什麼樣的目標,什麼樣的理想,使他們成為這樣的戰士?斯諾說:

「我們都知道,要對紅色中國有所瞭解,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裡去一趟!」

早在1932年和1934年斯諾兩次計畫訪問蘇區,都未成功。1936年5月,斯諾從北平來到上海拜訪宋慶齡,再提請求,在宋慶齡的協助下,斯諾終於成行。懷著「拿一個外國人腦袋去冒一下險」的心情,在一個午夜登上了一列破舊的前往「紅色中國」的火車。

1936年7月13日,斯諾和美國醫生馬海德祕密抵達延安,他們的到來有助於打破國民黨對蘇區的消息封鎖,因此受到共軍的歡迎和重視,還獲得周恩來「見到什麼,都可以報導,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的承諾。

紅軍給他們每人配發了一匹馬、一支步槍、一套嶄新的軍服和一頂紅軍紅星八角帽。為便於採訪,斯諾的住處被安排在離毛澤東所住窯洞不遠的山腳下。

7月15日,斯諾接到通知,毛澤東將要接見他們。當斯諾等人懷著興奮的心情走進毛澤東住的院子時,主人已經在門口微笑著迎接他們。毛澤東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諾的手,高興地說:「歡迎!歡迎!」斯諾觀察到,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住的窯洞實在是太狹小了。但就是在這簡樸的窯洞裡,毛澤東和斯諾進行了數十次徹夜長談。

根據後來的報導:

毛澤東全面分析了國際形勢,指出可以結成一個反侵略、反戰爭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澤東的談話,開宗明義、簡潔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諾的心。在接下來的數天裡,兩人的話題深入而廣泛,包括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持久戰、統一戰線問題、戰略戰術問題、組織和武裝民眾問題、內政問題、中共同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係,包括自己個人的問題等。

因為毛澤東有晚上工作的習慣,談話常常從晚上九點開始,一直到次日凌晨兩點多才結束。

在對毛澤東和共軍的重要軍政人員進行了深入訪問之後,斯諾又遵照毛澤東「到前線去看看」的意見,到前線生活了一個月。斯諾在紀錄中說:

「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的地方,有新鮮的山間空氣,而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餘地。」

1936年10月,斯諾離開蘇區回到北平住所,便開始在一些英美報刊發表系列通訊,報導自己在中共根據地的所見所聞,以及毛澤東的戎裝照片,這是全球天大的「獨家新聞」,引起國際普遍的關注。正如斯諾的太太海倫所言:

「在斯諾的報導發出之前,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他們的領袖毛澤東,不僅蘇聯人不瞭解,就連中國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說西方了。」

作為第一個採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這樣描述他:

「他有著中國農民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自己目標的信念。他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兩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彷彿是鐵打的。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但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捲鋪蓋,幾件隨身衣物。」

斯諾就此和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一經問世,銷量即超過十萬冊。一年後,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考慮到要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

《西行漫記》在國際上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加拿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大夫等,都曾閱讀過《西行漫記》,並受到鼓舞。而大批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紛紛奔赴延安,為中共對外宣傳服務。美國歷史學家拉鐵摩爾在為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寫作序言時,曾描述:

「在人們政治上陷入思想苦悶的情況下,斯諾的《西行漫記》就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書中介紹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或者只是隱隱約約有點兒感覺的情況。那本書裡沒有什麼宣傳,只有對實際情況的報導。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啊!」

用今天的角度重讀《西行漫記》會覺得斯諾對中共有嚴重誤判。誠然,我們不能用今日已知的歷史發展來責備斯諾當年的天真,但是,他前往延安時已經在中國當了七年記者,用「追求事實真相」是新聞界基本守則來審視他這名「記者」,應不為過。其實,他只要稍稍聆聽一下當時中國其他人的聲音,就不至於被批評「陷入中共的統戰宣傳」。

在斯諾進入延安那個年代,有不少中國具有卓見的知識分子,對中共宣稱要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深抱懷疑態度。例如梁啟超,他早就預測社會主義會帶給中國災難。他在1927年5月5日〈致孩子們〉一文中說道:

「思永(編按:梁啟超次子)來信說很表同情共產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並非是怕我們家裡有共產黨,實在看見像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擔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

他們(指中共)的戰略真周密極了,巧妙極了,但到他們計畫全部實現時,中國土地將變成沙漠,人民將變成餓殍罷了。」

他在同日〈與令嫻女士等書〉中,預測中共會取得政權,他說:

「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共黨也不能得到真的勝利——不全像俄國那樣,但是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便算完事。」

對照中國大陸今天的發展與崛起,梁啟超當然沒有完全預測準確,但中共建國過程中種種重大錯誤,與當時百姓所受苦難之深重,梁氏的預言,亦屬悲天憫人矣!

斯諾在1960年至1970年又有三次訪華,到了北京、陝西、內蒙古、廣東、西藏、雲南、江蘇、東北、上海等地,寫成兩部長篇報導《大河彼岸》與《漫長的革命》。在這兩部著作中,斯諾依然全面讚頌中共,似乎未注意到中國百姓的生活處境。

但事實上斯諾是注意到了。斯諾1970年的訪華,是毛澤東借他傳個「信息」給尼克森,表示歡迎美國與中國握手。斯諾完成了這個「任務」,但他同時也認識到「新中國」和毛澤東的真實面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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