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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

阿尼默/圖
阿尼默/圖

「是病人,不是病患。」院長指責。

我的同學被要求在醫學人文為主題的晨會分享他照顧病人的經驗,他準備得很用心,看得出他對病人用情之深,然而院長很不滿意。

「病人!我不喜歡你們用病患這個詞!」院長近乎是吼著的,我們都為這位同學感到尷尬。

進院以後,漸漸地,很難不相信人沒有靈魂。

劃下人生第一刀的時候,我並不緊張,甚至有一點興奮。一滴一滴血珠沿著白花花的脂肪滲出,漸次膨脹,就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薔薇,又或熟透的蘋果;抽吸器好像一隻躁動的小獸,嘶嘶地吐信,貪婪地舔舐刀口邊的漿液,空氣中飄散著電燒止血後生肉焦烤的氣味,有點餓了呢,這已經是早上的第四台門診手術了。

她問我,怎麼能毫不顧忌地切開一個人身體?怎麼能毫不顧忌地看著一個人切開另一個人的身體?

因為那不是人的一部分,那是壞疽,是膿瘍,是腫瘤。當妳洗淨身上的塵埃,妳會覺得殘酷嗎?

何況當妳踏上手術台,綠幕已經遮蔽了所有人的特徵,眼前所見只是十來公分見方的肌膚──這幾年,應該大部所見只是一方螢幕,投影著內視鏡的影像,如長蛇般的小腸緩緩蠕動,錯綜八達的管路,輸送著人的生命。「喀嚓!」有人照了一張相,病人的身體被收進小小的SD卡,或許會輾轉出現在教室的投影幕,或是一個人的筆記本,病人不需要知道,因為那不是他。

有一位同學告訴我,她比較喜歡傳統的開腹手術,剖開肚皮後,腹腔散發的血腥氣味,腸道溫暖柔軟的觸感,給她一種熟悉的安定感。若是她沒有穿著白袍,我會以為她是個變態殺人狂。

後來我到了整形外科,時不時就要為血管阻塞下肢壞死的病人截肢,「藥石罔效了。」主治說。不截肢的話,就只能看著那隻腳漸漸發黑、潰爛、感染,然後帶走一個人的生命。小學同學會時,同窗最好奇的總是:你在開刀房經歷過什麼?會不會害怕?我感到有點自負,好像掌握了什麼不可示人的奧祕,我想向他們侃侃而談,我怎麼在前一刻剛與我閒話家常的老伯的頭殼上,趁他毫無反抗之力時,用電鑽嘰嘰嘰地鑽出兩個直達腦髓的圓孔,朝他腦中注入生理食鹽水,沖洗數次,吸出如柏油般的瘀血,然後……我還是遲疑了,我不願在普羅大眾面前展露我的興奮,那可能被誤認為是嗜血的興奮。

妳曾經責怪我:「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

我握著躁動不安的電鋸,咿咿地鋸下膝蓋以下壞死的小腿,噴濺的肉末,鍊齒鋸過骨幹傳來的震動,很容易就區分一條腿和一個人,「這是一種簡單的手術,你也做得到。」主治醫師對我說。一條一條暗紅的血管垂墜在切面之外,在加壓帶的束縛下,微弱地隨著脈搏吐出注注血液,總醫師熟練地將它們一一綁緊,好像菜市場熟練的屠夫。斷面鐵紅的肌理,森森的斷骨,不禁讓我想起好市多冷藏櫃裡面販售的大塊肉排,但那自然浮現的食慾,旋即令我感到噁心。將死而未死的小腿,黑壓壓地扔進了一旁的垃圾袋裡,五隻腳趾的其中三隻早已因為血管壞死不翼而飛,剩下大拇趾屹立不搖,遙遙與無名趾相望,我想起我那因為病毒疣遭冰凍無數次的右腳拇趾,慶幸它還能感受到痛楚,慶幸它還是我,能帶我遊歷名山大川。終究是我剝奪了病人行走的權利,減損了他身為他的條件,就算那條腿早已不聽使喚。

就算我告訴自己,那腿早已不屬於他,那不過是一團瘀血與爛肉。

妳以為內科醫師比較容易觸碰到病人的靈魂。病徵是那麼幽微,妳不得不探問病人的隱私,上至憶他天真爛漫時,下至誰與他交合,從中找到蛛絲馬跡;病人無論樂意與否,終將向妳敞開心房,寬衣解帶,展露他的一切,順從妳身體檢查的碰觸,從而建立一種親密的紐帶。

然而其實妳很難與病人建立那種關係。第一天見到我的內科病人,嚴重重聽的他居然掛著一副聽診器,我以為他是要聽看看自己的呼吸音,轉頭一瞧,住院醫師像搖滾歌星一樣握著聽診器另一端,馬步一蹲,朝收音處大喝:「阿伯!」我還以為那聽診器壞了,因為吼聲被聽診器放大數倍傳到老伯那兒,他竟然毫無反應;住院醫師咧嘴一笑,說:「看來只能等家屬來了。」

內科病房大都是這種上了年紀,失能又失智的老人家,心臟衰竭水腫,我們給他灌了一顆藥、插上橡膠管,看他們每天流出多少的水,在他們背上像品評一顆西瓜那樣敲敲打打,是像灌滿了氣的氣球一樣叮叮咚咚,還是注了水似地悶悶作響;妳問他今天有沒有好一點?他們直勾勾地瞪著天花板,雙手雙腳因為腦子退化全部蜷曲在一塊,年老不動的雙瞳邊邊,沾上一層灰紗,透不出一點光亮;好一點的,妳捏捏他們肚子還會嗯哼兩聲,但常常是妳捏捏手臂他也嗯嗯啊啊,到底是全身都在痛、還是一碰就痛?

家屬來了,是老伯四十多歲的小女兒,把老伯照顧得無微不至,然而持續的血黑便讓他總是無法康復,她拒絕讓她爸爸接受胃鏡檢查,而卑微的醫學生我,被命令去說服她。我自己彩排了好幾次,才自信地站在她面前,流暢地說明老伯心臟壞了,所以水腫遲遲不散,腎臟因為心臟壞了得不到血流供應而受損,沒辦法順利地排水,然後消化道出血加劇了心臟的負擔,令其難以供給已經缺血的腎臟,最後的最後,我們還是要用胃鏡先解決這出血的問題。我很滿意我的表現,她的眼淚卻撲簌撲簌地流了下來。

後來老伯譫妄,半夜在病房裡大吼大叫,沒人聽得懂他在說什麼。我們給他打了一針鎮靜劑,他便死死睡去。一會又因為副作用而全身抽搐、眼睛上吊;腫起來就繼續脫水,直到嘴巴乾了、皮膚癟了,再給他注一包生理食鹽水。他住院日子太長,嗆到,患了吸入性肺炎,再加上一劑抗生素。他就那樣曠日持久地蜷縮在小小的病床上,毫無反抗,不吭不哈,像一艘綴滿補丁仍緩緩下沉的舢舨。高中的時候去聽演講,一個生化教授說:「身體不過就是一座化學工廠。」我感覺我是在照顧一排燒杯,今天調了這粉末,看他雙眼能不能放光,明天從這個管路灌一些那種液體,試試皮膚能不能變色。我對妳說,內科醫師更加殘酷,妳的靈魂掌握在我手中,我要妳安睡,妳必不得清醒;若要妳亢奮,手法多不勝數。我們的手術刀是微小的分子,它們可以修整妳的靈魂。

鄰居一個姊姊,小時候常常在家看到人影幢幢,她問媽媽為什麼家裡這麼多陌生人,媽媽告訴她:「那是妳爸去尿尿!」

直到後來她考上醫學系,在醫院看到更多的人,人家說剛剛死的人,穿過牆壁走出病房,她才確定她媽是故意矇她的。

這種故事從來就沒辦法用科學的方法驗明真偽。科學能照顧的是,我用這一方藥之後死亡率下降了多少,這種真真確確的數據。

然而能有那樣一份科學論文很艱難,前陣子一個學長才跟我說,實驗組與對照組數據產生顯著的差異時,他能感受到腦袋裡噴發的多巴胺、沸騰的快樂,還有即將到手的醫學院教職。

我有時候分不清楚這樣的快樂是來自功成名就的快感,還是懸壺濟世的崇高?別鄉愿了,學長對我說。可是,那是死亡率,對照組的病人犧牲了自己,用了安慰劑,成就你員工證上教授兩個小字。別鄉愿了,學長對我說。

沒有把人體當物體一樣研究的科學家,你怎麼能安穩地站立,嘲笑天花的無力、肝炎的遠去?

見過一位肺癌病人,臉上爬滿痛苦,「醫師博士有什麼用,用了這麼貴的新藥也沒有比較好……」他嘮嘮叨叨地,但沒什麼人愛聽,畢竟已經走到了末期,能試試臨床試驗已經是他的福分了。倒是研究助理總是繞著他轉,請他填生活品質問卷,或是要抽血追蹤。全世界最精美的外科解剖圖集,是對著被處死的猶太人繪製的。大量的標本,總是要丟進陰溝裡,不如先拿來實驗室吧。我們是臨床試驗倫理委員會背書過的納粹嗎?

我大多數的同學都是唯物的,在醫院待久了,妳漸漸就會成為一個唯物主義者。然而這不符合病人的期待,他們不希望妳只看到他們患了病的肉體,而希望妳把他們看作生病的人,是渴望健康、有靈魂的人。

有些乳癌病人會拖延就醫,他們會看著鏡子裡的腫塊每天越長越大,依然拒絕相信自己病了,直到終於掩飾不了,被家人死拖活拉到診間。我在精神科見過更多拒絕承認自己病了的人。我的叔叔患有B型肝炎,應該要每半年接受腹部超音波檢查,好提前發現那出現機率比一般人高一百五十倍的肝腫瘤,但是他不情不願,他跟我說,就算發現了反正也治不好,不如不知道。但其實小型的肝腫瘤很容易治癒。

人總是害怕生病,生病逼迫他們面對自己的身體不過是一座(失調的)化學工廠,靈魂受到化學分子的調控,而不能像春暖花開的時候,拈起一朵花那樣輕鬆地讓疾病離開它的根。

然而醫師或許都知道,人一直以來不過就是一組複雜的化學式,只是人在健康的時候不會發現這一點,他們會以為選擇是自己的選擇,今天的戀愛和昨日的傷悲屬於性靈的悸動;我們直視人們本為塵土的事實,安撫人對於被物化的恐懼,我們冷血地追求著生命的奧祕,好讓人們生病之後可以取回雙瞳的閃光,可以安然舒適地面對肉體的衰亡。我們維繫人認為自己有靈魂的美好想像。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院長不讓我們稱他們為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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