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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私情

英國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有一本小說《戀情的終結》(The End of the Affair)。亞馬遜視頻上有部電視連續劇《私情》(The Affair)。Affair是私情也或許是婚外情,也有可能是公開交往對象之外的地下情,總之是見不得光的。巧的是,兩部作品的主角都是作家。

電視劇的男主角挪亞是個熱愛寫作的中學英語老師。他娶了知名作家的女兒。岳父布魯斯動不動就給他上寫作課。挪亞愛上了餐廳女待。妻子大吵大鬧,挪亞進退失據。這時布魯斯向挪亞坦白了自己早年的一段私情。當年布魯斯在大學教寫作,愛上了一個女學生。布魯斯回到家中過聖誕,妻子在寬大的客廳裡;立起了一棵華麗的聖誕樹。布魯斯便幻想女學生此時去超市,買棵寒酸的盆栽聖誕樹回來擺放在公寓書桌上。這麼一想,他的激情冷卻下來了。「我把痛苦都寫進了書裡,」布魯斯說,「那本書,我唯一的一本,入圍了普利策獎。」挪亞聽懂了布魯斯的忠告,果然第二部作品一炮而紅。

《戀情的終結》裡的男主角莫里斯也是個作家,他需要在小說中塑造一個政府官員。他想起莎拉的丈夫亨利在政府工作,於是請莎拉吃飯,通過閒聊瞭解亨利的生活細節。在兩人的交往中,莫里斯墜入愛河。他要求莎拉離婚,被拒絕後陷入嫉妒的痛苦。他懷疑莎拉另有私情,聘請了私人偵探去跟蹤她。

偵探在接待客戶時喜歡習慣性地說:「請用你自己的語言把情況描述一遍。」莫里斯大惑不解:我不用自己的語言,還能用誰的語言?

莫里斯說出了作家工作的本質。如果寫作也是生產,那麼作家的生產資料只有兩部分:自我和語言。作家的工作包括細致的觀察和準確的描述。他必須有超然事外的高度,才能完成觀察和描述的任務。這種客觀的全景視角,通常又叫上帝視角。但在私情進行時,作家這個自封的上帝不可避免地落入凡塵。他週旋在當事人之中,無法支配全局,深深懷疑自我。這就是為什麼莫里斯會譴責自己:「又來了,我,我,我,就好像這是我的故事,而不是莎拉的故事,不是亨利的故事,不是那個我深深痛恨卻又不知道是否真實存在的第三者的故事。」對於作家來說,私情既給寫作帶來存在意義上的滋養,又對寫作構成存在意義上的挑戰。私情受挫,作家就可以下筆如有神了。

私通總是不道德的,當事人也始終存在良心上的壓力和對善終的焦慮。當莫里斯與莎拉互相試探的時候,他期待與她上床。一旦兩人上了床,他又希望莎拉能留下來過夜。等到這個願望實現了,莫里斯就滿足地想:「我一直期待這一刻,就像一位作家期待著寫下全書的最後一個字。」請注意這個比喻,因為到了第二天早上,莫里斯又期待莎拉離婚,永遠和他在一起。那麼問題來了:他真的希望與莎拉天長地久,就像希望自己的小說永不結尾嗎?

每一部作品都必須完成,才能發表、出版。作家與每一部作品的關係都像是一段私情。他們在寫作的時候與自我和語言奮力糾纏,但沒有一個作家希望這個過程永遠持續,也沒有一個作家會希望眼下這部作品是自己一生的最高成就。只有這部小說收了尾,才能開始寫作下一部更好的作品。所以,當愛影響到寫作的時候,莫里斯才會不無遺憾地說:「我的小說停滯不前,我的愛卻不管不顧奔向終點」,「直到我開始意識到我們如何頻繁地吵架,我如何心情煩燥地對她吹毛求疵,我才意識到我們的愛註定要失敗:愛(love)已經變成了有始有終的風流事(affair)。」

盡管莫里斯表現出近乎瘋狂的佔有慾,但也許他潛意識裡並不希望這是一趟沒有盡頭的旅程。私情就像手稿,需要被劃下完美的句號。在1950年代,小說具有這種形式要求。格林在書中給莎拉安排了病逝的結局,於是形式與內容達到完美的統一。時代發展到現在,出現了電視連續劇這種形式,私情也可以一集接一集,一季接一季,沒完沒了。我在亞馬遜視頻上看完了免費的The Affair第一季,發現接下來還有收費的四季。只要收視率好,私通也可以有始無終。這才是真正的「不講武德」。

(王芫,雙語作家,曾任北京作協簽約作家。出版有長篇小說《什麼都有代價》、《幸存者》及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等。翻譯愛麗絲.門羅作品《岩石堡風景》。2019年出版英文自傳體小說《不合時宜的回憶》,獲2020年美國獨立出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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