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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未痊癒,我不敢老」烏茲別克體操女將淚別奧運

佛奇:免疫力低下者 可能需要第3針

孫中山若見了李鴻章就不革命了?

國父孫中山於倫敦時的留影。
國父孫中山於倫敦時的留影。

孫中山倡導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後人尊他為「國父」。某些研究歷史的人認為,如果孫中山〈上李鴻章書〉能被李看到,兩人見了面,李能採納孫的若干建議,也許清朝還有改革生存的機會。但歷史不能重寫,只可供後人戒鑒。

清朝末季,列強凌虐,國事蜩螗。很多知識分子寄希望於李鴻章,他當時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帝國的宰相,可以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高位,推行若干新政。孫中山就是懷抱這種想法的人。

1894年初,孫中山離開澳門,結束行醫生涯,回到廣東老家,閉門寫了一篇8030個字的〈上李傅相書〉,後世稱〈上李鴻章書〉,經好友陳少白的潤飾,他攜帶這份「上書」到上海,見了李的重要幕僚盛宣懷,希望由他引見李相國。對書中的觀點,盛宣懷頗為贊成和欣賞,就建議李鴻章接見孫中山。當李聽說孫只是一個28歲的青年,就笑說,一個年輕的醫生,能懂得什麼治國?盛希望李讀一讀孫的上書,當時中日甲午戰爭箭在弦上,李鴻章軍書旁午,就交代:「打完仗再說吧!」

孫中山很失望,去了北京,目睹清政府貪汙腐敗,軍備廢弛,認識到改革已不可能,於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麼〈上李鴻章書〉究竟說了些什麼呢?孫中山首先介紹自己的經歷,說明自己有知識、有能力提出救國建言,以求得到李鴻章的重視和信任。

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竅奧。當今民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

話說得不亢不卑,又有禮有節。不過孫先生話鋒一轉,告訴當國的李中堂說: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砲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當時舉國上下所追求者,唯「船堅砲利」是尚,而孫中山認為那是捨本逐末,他提出國家富強的根本,在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四句話,是他後來革命建國的中心思想和藍本。

他說,「所謂人能盡其才,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他在仔細說明這項主張後,結論說: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有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什麼叫「地能盡其利」呢?孫中山解釋,「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中國雖是「以農立國」的千年古國,但清朝末季談救國之道,似無人論及農業。孫先生對「地能盡其利」的結論說: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在農政方面,孫先生更有一個驚世駭俗的建議,就是中國自種鴉片,以較低廉的價格,打敗英國自印度轉口進來的鴉片。來自英印的阿芙蓉退出,中國即可禁絕煙毒,除百年之大患。孫的建議,用心良苦。他是這樣說的:

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遊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況,大遜曩時,覓食農民,尤為不易。近以憤於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群相仿效,戶戶欲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

其次談到物盡其用,孫先生說,「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他詳細引申: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有,在窮理之淺深,以為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榖,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機器之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源節流之一大端也。

至於貨暢其流,孫先生解釋,「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他跟著歸納:

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為工,捐納為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孫先生認為,這四點若能做到,則可立國家以富強之基。他對這四點作了總結: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儘管孫先生侃侃而談,寫了八千多字的建國方案,其實他心中是懷有隱憂的。他感嘆中國改革自強固然行之者少,而知之者尤少。他說:

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此中國之極大病原也。

孫中山最後仍然寄厚望於李鴻章,他在上書的結尾說道: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在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之;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為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孫中山當時乃一介書生,無拳無勇,但「位卑不敢忘憂國」,向李鴻章掬誠以道者,都是採擇新政,推行新法,說穿了,就是循改革之路以維持大清的國祚,沒有半點革命造反、推翻清廷的意思。

孫中山那次去上海,透過盛宣懷的引介,是否見到了李鴻章?或者,在那以後,兩人是否見過面?後世有不同的說法。

1928年出版的胡去非所著《孫中山先生》這本書中記載,「(孫中山)至北京時,冒險謁李鴻章,密陳北京政府之橫征腐敗,革命之不可緩,議論雄快。」兩人見了面。

1952年,由吳敬恆口述、楊成柏編著的《國父年系及行誼》中記述,「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老辭。」也是說兩人見了面。吳敬恆為革命先賢,是孫中山同輩人,後人懷疑此書為吳的口述。

1983年6月,台灣《傳記文學》雜誌刊登了一篇桂崇基所著〈中山先生見李鴻章〉的文章,生動的描述了細節:

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鴻章為之先容。屆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見。李鴻章見中山先生即問你叫什麼名字?中山先生答孫文,其時中山先生發音猶帶濃重廣東音,把文字念門音。李鴻章一聽,便說,你官話都不會講,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語,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辭。行至二門,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罵李鴻章是官僚。徐秋畦見狀大為恐慌,直冒冷汗。

桂崇基是國民黨元老級人物,曾任東吳大學校長,文中提到的徐秋畦,是盛宣懷的朋友。這回李、孫見了面,但「不歡而散」。李鴻章可能錯認孫中山是來求官的。

迨至晚近的2003年,在大陸著名電視劇《走向共和》裡,李、孫也見了面,時為1894年,71歲的李鴻章約見了28歲的孫中山,兩人相對而坐,李認真聆聽孫的革命志向。

雖然上面提到的記述,多說見了面,但都是「一家之言」,沒有充分證據。而且衡情論理,當時權可傾國的李鴻章,經過多少大風大浪,洞明世理,又在國家危疑震撼而滿漢猜忌甚深的政治環境裡,他怎能以維護帝制的相國身分,和一個志在推翻帝制的「革命黨人」貿然見面?

其實,當時大清帝國百孔千瘡,沒法彌縫,即使李鴻章見了孫中山,革命似乎亦不能避免。不能破,則無以立。連康、梁的維新都不能推動,是否應「走向共和」,可思過半矣!

倒是近年的台灣,學校教科書已將中國劃入東亞,孫中山或將成為外國人了。

李鴻章像。
李鴻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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