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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籬笆掛「F字」反拜登標語 被罰上訴 官府撤案

看梁啟超認真罵人

梁啟超。(本報系資料照片)
梁啟超。(本報系資料照片)

清末民初以來的知識分子,論文章之豐盛及影響力之巨大,恐無過於梁啟超者。僅《飲冰室合集》就有四十冊,一百四十九卷,一千四百萬字。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避難日本橫濱,辦《新民叢報》,從光緒二十八年到三十二年(1902-1906),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二十篇〈新民說〉,呼籲中國人民要自覺,要從帝國時代「皇帝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之國民」,並講述現代國民所應有的條件和準則,對當時的中國發生極大的「啟蒙作用」,連在湖南鄉下的少年毛澤東都抄寫傳讀。論者認為,文章鼓動的風潮,替孫中山的革命開了路。

不過以梁啟超的單篇文章來說,有兩篇流傳後代,尤令世人難忘。一是在婚禮上致詞,痛責新郎徐志摩和新娘陸小曼有虧倫常,應深自悔悟,使兩人無地自容;一是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評論文章,引起全國反對浪潮,使袁世凱「洪憲稱帝」的夢想破滅。

1918年,徐志摩經其前妻張幼儀的哥哥張君勱的介紹,成為梁啟超的入室弟子。徐聰慧,甚得梁器重,自英留學返國,助師處理英文文牘事宜,亦頗得力。

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追求林徽因未遂,與另一名媛陸小曼結婚,而陸則是「停夫再嫁」,與當時的社風輿情,頗有違逆。他們懇請梁啟超作證婚人,胡適作介紹人,希望借重這兩位大名士的聲望,以平息社會議論。不料在證婚席上,梁啟超厲聲指責新郎和新娘行為不檢,要痛切悔改,重新做人。這樣的證婚詞史上少見。

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是1926年10月3日在北平「六國飯店」舉行,梁啟超的證婚詞是這樣說的:

志摩、小曼,你們兩個都是過來人,我在這裡提一個希望,希望你們萬勿再做一次過來人。婚姻是人生的大事,萬萬不可視作兒戲。現時青年,口口聲聲標榜愛情,試問,愛情又是何物?這在未婚男女之間猶有可說,而有室之人,有夫之婦,侈談愛情,便是逾矩了。試問你們為了自身的所謂幸福,棄了前夫前妻,何曾為他們的幸福著想?

古聖有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話當不屬封建思想吧,建築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幸福,有甚麼榮耀,有甚麼光彩?

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至於離婚再娶。小曼!你要認真做人,你要盡婦道之職。你今後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業……你們兩人都是過來人,離過婚又重新結婚,都是用情不專。以後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願你們這是最後一次結婚!

身為新人的徐志摩、陸小曼自是羞愧難當,而賓客們也是驚愕不已。證婚詞講完後,禮堂裡鴉雀無聲,過了好一會兒大家才清醒過來。生性秉正的梁啟超,有率真如此者。

說了這些重話,梁啟超好像還沒「消氣」,又寫信給他在美國讀書的子女重述此事:

孩子們:

我昨天做了一件極不願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證婚,他的新婦是王受慶夫人,與志摩戀愛上才和受慶離婚,實在是不道德之極。我屢次告誡志摩而無效,胡適之、張彭春苦苦為他說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請。我在禮堂演說一篇訓詞,大大教訓一番,新人及滿堂賓客,無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聞之婚禮矣!今把訓詞稿子寄給你們一看。青年為感情衝動不能節制,任意決破禮防的羅網,其實乃是自投苦惱的羅網,真是可痛,真是可憐。徐志摩這個人,其實聰明,我愛他不過。此次看著他陷於滅頂,還想救他出來,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們對於他這番舉動,無不深惡痛絕,我想他若從此見擯於社會,固然自作自受,無可怨恨。但覺得這個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殺。我又看著他找得這樣一個人做伴侶,怕他將來苦痛更無限,所以想對於那個人當頭一棒,盼望他能有覺悟(但恐甚難),免得將來把志摩弄死,但恐不過是我極癡的婆心便了。

品性上不曾經過嚴格的訓練,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觸專寫這一封信給思成、徽音、思忠們看看。

民15年十月四日  爹爹

梁啟超的觀察似乎不錯,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姻並不幸福。陸不知持家,用錢上有失輕重,後來還吸食鴉片。徐志摩為了多賺錢,不得不兼差,他最後不幸遇上空難,可能與各處奔波不無關係。唯徐逝世後,小曼曾獨力編成《志摩全集》,為後來十卷本的《徐志摩全集》奠立基礎。

梁啟超信中提到陸小曼的前夫王受慶是王賡的字。王的家世很好,他191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同年赴美留學,讀過密西根、哥倫比亞和普林斯頓三個大學,最後畢業於西點軍校。1918年回國,在外交和國防部門服務,1920年與陸小曼結婚,王做事認真,陸喜愛交際,生活並不協調。王賡與徐志摩原為好友,王忙於公務,託徐志摩多陪陸小曼,終至演成婚變。徐、陸結婚那天,王賡還派人送了賀禮。1947年政府任命王賡為駐美軍事代表團團員,赴任途中病故於開羅。

梁啟超另一篇言論〈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雖然流傳沒有「證婚詞」來得廣,但它關乎國家的命運,算得上是「歷史文獻」,應該更受到重視。

共和肇始,革命黨人為求國家統一,孫中山讓臨時大總統職位予袁世凱,袁卻唆使楊度等六人組「籌安會」,指中國不適合共和國體,應實行君主立憲,並在報章上頻頻發表文章鼓吹。楊度在《君憲救國論》中說:

中國人程度低,共和決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與其共和而專制,不如立憲而行君主。且共和國選舉總統時容易發生變亂,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

他並稱袁世凱為「當時全民有權威有聲望之人,未有敢冒言其非者」。

民國將改元「洪憲」,袁世凱登基大典都準備好了。為了杜悠悠眾口,當局更加緊箝制言論,支持共和的報紙均遭到鎮壓,但1915年8月20日上海《大中華月刊》發表梁啟超的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力言更改國體之危險。而全國性重要報紙如《申報》、《時事報》等也迅速轉載。

梁啟超指出,他從前致力變法維新,就是追求「君主立憲」,所以無愛於共和國體。可是今天共和已成,若驟然再予改變,恐導致動亂,有亡國之可能。

〈國體〉全文九千七百三十七字,他諄諄告誡的那段話是這樣說的:

夫國體本無絕對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實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憑學理為主奴而施人為的取捨於其間,寧非天下絕癡妄之事?僅癡妄猶未足為深病也;惟於國體挾一愛憎之見,而以人為的造成事實,以求與其愛憎相應,則利害之中於國家將無已時。故鄙人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昔吾對於在君主國體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嘗施反對矣,吾前後關於此事之辯論,殆不下二十萬言,直至辛亥(宣統三年,1911年)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猶著一小冊,題曰新中國建設問題,為最後維持舊國體之商榷。吾果何愛於其時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豈猶未極?苟微革命,吾至今猶為海外之僇民耳。後以當時皇室政治種種予人以絕望,吾非童騃,吾非聾聵,何至漫無感覺?顧乃冒天下之大不韙,思為彼亡垂絕之命,豈有他哉?以為若在當時現行國體之下,而國民合群策群力以圖政治之改革,則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舊國體一經破壞,而新國體未為人民所安習,則當驟然蛻變之數年間,其危險苦痛將不可思議。不幸則亡國恆於斯,即幸而不亡,而緣此沮政治改革之進行,則國家所蒙損失,其何由可贖?嗚呼!前事豈復忍道。

梁啟超的文章鼓動人心民氣,他的學生蔡鍔在雲南首先組成討袁的「護國軍」,其他各省也紛紛獨立,逼得袁世凱不得不取消稱帝的念頭,於1916年6月6日羞憤以終。

據說,袁世凱知道梁啟超寫「國體」這篇文章,曾著親信謁梁,贈以巨金,希望他不要發表,為梁拒絕。如果梁啟超收了那筆錢,擱下這篇文章,也許中國的近代史要重寫,而梁啟超個人的歷史地位也將是另一個樣子。

什麼叫「人品考驗」,什麼叫「關鍵時刻」,這就是。

梁啟超懍然以對袁世凱的威脅利誘,是對國家人民的「忠」;忍痛以對徐志摩的師生情誼,是對倫理綱常的「誠」。有此忠誠,乃有斯人。

梁啟超生於1873年,歿於1929年,五十六歲「英年早逝」,葬於現今北京植物園的一角,當年屬偏僻之地,故未受紅衛兵破壞。梁啟超與夫人李蕙仙合葬,墓由黃土色花崗石雕築而成,墓前豎立著凸字型墓碑,碑陽鑴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碑陰鑴刻「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男思成、思達、思忠、思永、思禮,女思順、思莊、思懿、思寧,媳林徽音、李福曼,孫女任孫敬立」。

2000年隆冬,筆者隨同友人到北京,在梁啟超長孫、梁思成、林徽音獨子梁從誡導引下,謁梁啟超墓,大家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禮。

梁啟超寫的對聯。(本報系資料照片)
梁啟超寫的對聯。(本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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