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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年輕時(上)

黛安∕圖
黛安∕圖

三十年前我剛來美國留學時住在舊金山,從讀語言學校開始,而後讀研究生,畢業後去電視台求職。如今回想,人生的每一站都有一位永遠不會忘記的好朋友,她們都是比我年輕數歲的美國年輕女子,我們時常聚會,暢談人生、暢談理想,在人生旅途上我始終記得這幾位好朋友。

安娜是我讀的第一所語言學校的老師,藍眼睛、白皮膚、金黃頭髮,渾身充滿朝氣,說起話來聲調柔軟,表情豐富。特別當她糾正同學的英文發音時,會前傾著身子,湊近你讓你看清楚她的口型,一對藍眼睛極認真地注視著你,然後略顯誇張地變動著鮮紅的抹了口紅的唇,教你記憶永遠深刻。是一個耐心細緻的教師。

做了三個月她的學生,從第一堂課她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無語對答開始,到三個月課程結束的前夕,我可以結結巴巴地和她交談,並設法讓她明白我的意思,也設法使自己明白她的意思。

當時我的英語水準屬於初學者,可是遇著寫作,自己無論如何也比那些剛從高中畢業的外國學生多—些閱歷和想法。憑藉著漢英字典的轉換,也能湊合著表達一些較有個性色彩的意思。她總是十分熱情地給予鼓勵,她的評語常常使我汗顏,卻又抑止不住沾沾自喜:「從你的英文寫作,就可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中文寫作者。」在我對自己最沒有信心的時候,遇到了一個能用各種方法鼓勵我的師長,我才能走過了最初的難關。在課程結束後的派對上,我在全班十五個同學聯名送給她的卡片上寫道:「你總是給我很多精神鼓勵,謝謝你!我將記住你的幫助。」

她讀了卡片上的字句後,湊近我的耳邊悄悄地說:「謝謝你寫了這麼美好的詞句,我真誠地希望在假期中繼續看到你的作文。」也是那時,我才知道了她真實的年齡。在美國詢問人的年齡是不禮貌的,尤其當對方是女性。可當她主動地問我;「你看我幾歲時?」我便不能回避了。

「三十。」我自以為打了最大的保險係數,別把她看老了。

「不對,二十八呢。」她自豪地,然後又補了一句:「我看上去有些老了吧?」

「是嗎?」我頗感驚訝,我始終無法猜準美國人的年齡。趕忙又補上一句:「你顯得成熟卻又不老,三十在中國是成熟的標誌。」

從那次之後,我開始逐漸把她當成年幼於我的朋友看待。不久,她去了瑞士,她在國外學習時認識的瑞士籍男友在那兒讀博士,於是她便申請去那兒工作。臨行之前,她在電話裡說,希望我們能夠一直保持聯繫,希望經常能知道我在美國的生活情況。她逗趣地說:「我是個很懶的人,很少寫信。」 

「我是個不寫沒有回覆之信的人。」我回答道。

「我一定力求使自己勤勉起來,這需要你的幫助。」她笑著說。

她在瑞士逗留的半年期間,我們通信、互寄賀卡。有一年聖誕之前,她回到父母家過節,我們又相見了,在我居室附近的中國餐館,我請她吃午餐。很巧,我們的話題又談到了對中國的認識。因為她說起在瑞士時看了中國電影《菊豆》,她說那是一部很好的電影,她的男友是研究東方文化的博士生,也十分喜愛。她十分鄭重地要我等該片在美國上映時一定去看。我在離國之前就曾聽說過《菊豆》的故事,知道該小說描述的是二○年代中國農村的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我忽然想到在國內時常聽到的批評:在國際上得獎的影片,是在展示中國人的落後、貧窮面。於是問她:「你是不是以為現在所有的中國人,都像電影中的人一樣生活著?」

「我沒有這樣想,電影說的是二○年代的事。」

「那麼你對中國人的第一感性認識從哪兒來,從中國城唐人街?」

她點了點頭。

「可是他們和現在大城市中的中國人又不完全一樣,他們移民來美較早,知識水準有限……」

似乎不用我解釋,她打斷了我的話:「來美留學的中國學生我見了好幾位,他們給了我最真實、最具體的印象。」稍頓她又詼諧地補了一句:「現在的中國人應該像你一樣。」

我們相視哈哈大笑。顯然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它使我想到,這世界上不僅存在著西方對東方的誤解,同樣也存在著東方對西方的誤解。

當我問到她的婚事時,她很直率地說:「我還拿不準主意是不是與他結婚。」

「為什麼?」

「幾個原因,從我角度說,他還是個學生,沒有合適的工作,很不穩定;同時,他也不願意現在就結婚,他覺得先同居,到有了孩子再結婚,可是我不願意。」

「你很重視婚約?」

「也不是,但我還是覺得婚姻是慎重的事。」

「根據我以前的認識,美國青年並不是十分注意婚約,從統計看,美國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離婚率,也就是說兩對結婚的情侶中,有一對要離婚。」

「離婚率是很高,但美國的女青年還是很重視結婚,仍然視之為一生中的一個重要事情。」她糾正我。

安娜的煩惱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先前被一些宣傳和輿論所誤導。是安娜讓我知道,美國青年也不全是所謂的新潮,他們也渴求穩定、溫暖的家庭生活。只是他們在遇到愛情危機,需要重新做出抉擇時,比我們更有勇氣,更果斷,也更少遇到阻撓而已。

我們那個年代的中國留學生,學費都靠自己打工賺,沒賺足學費時,為了保留學生身分只能繼續在學費較便宜的語言學校繼續就讀。一年後我去了另一所語言學校,凱莉就是我的老師。她是一個美籍義大利裔姑娘,也是二十八歲。那時她正在讀研究生,來這家擠滿中國留學生的語言學校做兼職老師。

她個子瘦小,有一張精緻的臉,眉眼線條清晰,時常笑口常開。她是學文科的,已經獲得了雙學士,教學上側重寫作。這樣我就又占了便宜,不管文法如何,文章的內容總比同學更勝一籌,混雜著生生熟熟的英語詞彙和句法中,有足夠吸引人的內容。這樣我們的談資就很豐富。

等到我離開語言學校去讀研究生時,我們仍一直保持著聯繫。讀研究生需要寫很多論文,她主動說願意幫忙改語法。要不是她的潤色,我的大小論文就會遜色很多。那時她已開始自己創業,成立了一個小公司,專接各種文案撰稿的生意。

凱莉的男友史考特,在政府部門做電腦工程師。相熟後我們有過很多次聚會。那年我的母親和岳父母來美國探親,我特地請他們到家裡來做客,母親做了一桌中國菜請他們品嘗。那天凱莉買了一株迎春花,點綴著一些嫩黃色的花蕊,放在客廳裡立刻是有了春意,花香四溢。我把岳母帶來的一軸裝幀精美的牡丹花中國畫送給他們。

她也請我們夫婦一起去她住的公寓聚會。有一次史考特竟然做了三種不同口味的披薩,讓我們大呼過癮。從那時開始我才了解到,義大利的披薩別有風味,不像美國的那麼大,卻更為細膩,薄薄的餅上面的料更多樣豐富。

凱莉給過我很多實質性的幫助,等到我拍攝研究生畢業作品,一部關於音樂家譚盾的英文紀錄片時,她對那個題材十分感興趣,也就當仁不讓地擔任了解說旁白的潤色工作。她雖年輕我幾歲,可是始終像一個耐心的老師,不斷地給我以鼓勵。總是說:「你很棒!你的解說詞很精采!」尤其是在紀錄片製作過程不順利,情緒低落時,聽到她的鼓勵和肯定,每一次都重新提振起信心。

和凱莉的聚會中,談得最多的都是關於文學、電影的話題。那時我開始寫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美國愛情》,圍繞著愛情這個話題,便有過很深入地交談。去她家的幾次聚會,晚餐後的內容時常是一起看電影、喝茶聊天。

有一次她帶我去見兩位美國詩人。那位男性詩人是阿夫納(Thomas Avena),曾經得過美國國家圖書獎,午餐後我們去他家裡喝茶。他瘦瘦弱弱非常斯文,講話慢條斯理,待客也十分周到。言談間他突然提起剛剛去世的伴侶,臉上顯出孤單的神色。

出門後凱莉才告訴我,他是同性戀,他的男伴得了愛滋病去世不久。不幸的是他自己也得病了,用了藥物後控制得不錯。我立刻想起居室中那張鋪展得十分整潔的床,想像著阿夫納的伴侶就是在那張床上與病魔做著搏鬥。這也是我第一次與愛滋病患者近距離接觸,看見凱莉與他見面與分別時都擁抱,印象特別深刻,也才相信愛滋病是不會通過談話和擁抱傳染的。

那些年阿夫納正在忙著撰寫一部著作:《生命句子:作家、藝術家和愛滋病》,對許多位電影製片人、音樂家和小說家中的愛滋患者進行深入地對話採訪。阿夫納因其在愛滋病教育和藝術方面的工作而獲得國際人道獎。距離我們的聚會約十年後,阿夫納在2005年去世。

記得當天一起去的還有一位華裔女詩人,和阿夫納比起來她完全是另一種風格,說話火花四濺,超熱情。說起她離婚的來自中國的前夫,就是因為受不了她整天埋頭寫詩,把家裡搞得又髒又亂,又不要孩子,在父母的壓力下和她離婚了。說起這些,她雖顯得遺憾,但又哈哈大笑。她描述的一些細節讓我想起在公司裡聽到的一個男同事與我私聊時抱怨過他的詩人前妻的話。我急忙向女詩人打聽她前夫的名字和就職處,一問果然就是我的同事。沒想到世界這麼小。

凱莉的邀請使我有機會一窺美國菁英文學圈的一斑,他們的生活與我們不同卻也相似。(上)(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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