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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貴人

何小芬∕圖
何小芬∕圖

雪莉是我在威斯康辛大學教育系任教時的同事。基於「老鳥帶菜鳥」的傳統,系主任委託她輔導我這名新進的「菜鳥教授」,我稱她為老大姊。她對我和家人在生活上給予諸多照顧,對我的工作多方指點,並分享經驗。雪莉的人脈廣闊,消息靈通。她總是慷慨地為我引薦她的朋友,幫忙建立社交圈,還引導我去從事相關領域中最新的學術研究。

那一年我負責督導實習教師。作為新手的我感到戒慎恐懼。每周要開數小時的車,去各個學區訪查每一位實習生。藉此,我可以去深入了解美國公立學校的制度與運作,同時盡力給學生們提供指導與幫助。然而大學教育系統與公立學校有許多需要磨合的地方,幸好有雪莉從旁輔佐,我得以快速適應新環境,對工作駕輕就熟。

在我的實習生中,提姆被分派到一個小學三年級的班,跟隨該班導師珍妮做教學實習。在最初數周,珍妮對提姆的表現甚為嘉許,稱讚他是個稱職的好老師。突然一個周末,我收到珍妮的電子郵件,她沒有細說原委,只是強烈要求我立即把提姆從她的班級撤換。頓時,我開始緊張,左思右想,揣測各種可能,心情七上八下。我急於了解情況,幾度用電話與電郵聯絡,珍妮都沒有回應。最後我只好聯絡提姆。他好像也是一頭霧水,不清楚發生何事。他說在周五放學時,珍妮還跟他有說有笑地互道下周見。

當我周一進入系辦公室,秘書立即通知我說系主任約見。原來,系上的同事菲利浦前去告狀,說我不尊重學區老師珍妮,且背著該老師與實習教師說三道四。當我把所知道的情況跟系主任陳述後,系主任安慰我說他會調查清楚,不會讓我平白背黑鍋。然而,菲利浦堅持要求在系上閉門會議裡,成立一個委員會,由數位資深教授對我進行調查監督。

我的心情沉重,頗感委屈。無端惹來一場麻煩,不知該如何解決。我這新人,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又是系裡唯一的亞裔,尚未獲得「終身職位(Tenure)」的護身符,只能任人欺負。我很擔心這種不公平的處置對我的年度考核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乃至有可能會造成我丟失工作。難道這就是常聽說的白人對亞裔的歧視?

雪莉在第一時間主動找我詢問以便了解狀況。她覺得事有蹊蹺,為何菲利浦會比我這個當事人更早知道情況。她囑咐我要格外小心,切莫輕舉妄動。至此,我才得知菲利浦是前任系主任,也是系上素有臭名的惡勢力,曾多次欺壓新來的教授,並非是針對我的亞裔背景。

之後雪莉猶如偵探般開始私下尋訪調查。她辦事積極,講求效率,沒幾天便查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原來,那使君有婦的菲利浦和羅敷有夫的珍妮有不正當的曖昧關係,卻被提姆在無意中撞見。我在不知情又沒經驗的情況下,出於心急,聯絡不上珍妮,轉而聯絡提姆,以至於犯了他們的大忌。菲利浦欲將我去之而後快,便先下手為強。

為了避免把事情鬧得不可收拾,雪莉與菲利浦和調查委員們私下溝通,曉以大義,撤銷對我的調查。提姆被安排到另一所學校去實習。由於有雪莉的介入,菲利浦也從此對我不再刁難。我對他則是敬而遠之。

在美國大學裡,外籍教授們經常遇到的麻煩是某些美國學生強勢地挑釁。雪莉有先見之明,告訴我在教學上,不僅要有豐富且生動有趣的教材及教學活動,還要與學生建立良性的溝通和互動。更重要的是,平時要做詳細的課程紀錄與教學分析,一則能規畫未來課程與研究的發展,二則以備不時之需。我的教學紀錄完備,因此,我的學生中很少有缺席或不繳作業者。

有一次,我所開的「電腦科技在教育上的應用課」來了一位新生詹姆士,是一名棒球校隊。高頭大馬的詹姆士帶著十足的傲慢,直白地跟我說他覺得電腦科技和他的未來無關。他一心只想打球,對我的課不感興趣。他甚至說上這門課就是浪費他的時間。但這是一門必修課,他不得不修。我婉言相勸。最後折衷,安排他跟我做個別專題研究,探討「電腦科技在棒球和體育上的應用」。

詹姆士還是照常來上課。可是每次出席都顯得不耐煩,有時還出言不遜,影響其他學生的上課情緒。我本著專業的態度,對他百般容忍。三周後,詹姆士不告而別,再也沒有出現,也未繳交任何功課。到了期末結算成績,我便理所當然地給出了一個「F」,把他給死當了。

本以為事情就此塵埃落定,不料,兩年後,詹姆士透過校長室及教務長辦公室,申訴要求我把他的成績由「F」改為「A」或「B」。因為他準備轉到另一所大學去打球,轉學手續規定成績單上不得有低於「B」的紀錄。

雪莉告訴我,我只要堅持原則,無須對不合理的要求妥協。她慨嘆這年輕學子沒有遠見,也不知感恩,只會一味地反叛和抗拒。如果我就此更改成績,就是對自己的專業不尊重,也是對其他的學生不公平。於是我匯集了課程綱要、作業和評分標準,和詹姆士的出缺席紀錄,對校長及教務長做出回應:拒絕更改成績。

最終,校方尊重我的決定。然而,註冊組卻接受詹姆士所提出的「醫生證明」,辯稱他當年因身體違和,所以未能完成這門課業,允許將他的成績由「F」改為「W」(Withdrawn,即是退選)。詹姆士終於成功地轉入他校。我雖然不認同註冊組的不公處置,卻很慶幸自己能堅守住基本的原則。

藉由雪莉的鼓勵和支持,我變得更有自信,開展多項課程及研究計畫,申請到足夠的經費,建立了工作團隊。我所創立的「教育科技研究班」(Educational Technology Graduate Program)變成全校最熱門、成長最快的研究班,廣獲好評。

在職場的社會大學中,有很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我很慶幸能遇到雪莉這樣的良師益友。她不但是「友直、友諒、友多聞」,還一路開導呵護協助,讓我得以茁壯成長。她是我「教授生涯」中的貴人。她的教誨使我受用不盡。

雪莉是一名真誠直率又樂於助人的好教授,頗受同事及學生們的愛戴。她肯為工作而全心投入,為學術理想而鞠躬盡瘁。她有耿介的個性,愛「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可惜,雪莉是先天性糖尿病患,又有心臟及肌肉方面的問題。在我離開威斯康辛大學之後不久,便聽說她因病逝世了。每當我回顧這些年的努力與成就,總是深深感念這位老大姊對我的提攜與照顧。(寄自新澤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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