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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皇帝學英文——看看那群外國人苦苦愛中國的「區區愚誠」

《萬國公報文選》,主編錢鍾書,執行主編朱維錚,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6月第一版。(張作錦.圖片提供)
《萬國公報文選》,主編錢鍾書,執行主編朱維錚,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6月第一版。(張作錦.圖片提供)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戊戌變法」失敗,史稱「百日維新」。事實上,在此之前,維新早就開始,各種「新政」都在逐步推行。

那些年,中國備受外國列強的侵陵,中國要想由弱轉強,自然要學外國,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也。要師夷,先要知夷,於是政府設「同文館」培育外語人才。派大臣出國考察,以了解外國的真實情況。送一百二十名幼童到美國留學,希望從「育苗」做起。不僅此也,力求變法自強的光緒還「以身作則」,自己找了「家庭教師」學起英文來。皇帝學說洋話,這是大事,不僅中國人轟動,在華的外國人也很注意。久居中國的英人李提摩太趕忙寫了一篇〈恭記皇上肄習英文事〉的文章,發表在《萬國公報》這本雜誌上。揆其用意,一方面在告訴皇帝,學洋話是認識洋人的必要途徑,要努力以赴;另一方面也在勸誡中國百姓,皇上此舉,意在追求強國富民之道,大清子民要深體「聖心」,不宜說三道四,妨礙皇上追求進步維新的決心。

李提摩太的文章是這樣說的:

〈恭記皇上肄習英文事〉

前閱西報,敬悉皇上於幾餘之暇,召取同文館士入宮講習英文。欲將英國文字語言貫通熟習,以裕聖學,俾他日中西交涉得有操持。此在中西明理之人同深慶幸,未始非中國振興之轉機也。

查天下萬國文字多有不同,惟美與英為同文。即其各大國雖各有本國文字,而所派駐紮各國欽使多有通習英文以便交涉。且英商、教士蹤跡亦皆及遠,故英人所至口岸多尚英國文字語言。且商路亦遠。即以中國而論,凡有英人商埠,苟熟習英語即便與英人交涉相通。此非獨中國為然,即各國之有英商口岸者無不如此。故英文英語其行於各處通商之地,學習而以為有益者殊不乏人。而所行因而廣遠,此亦人情時勢使然也。

中朝化洽夷庚,同文稱治。京師之中又設會同四譯館以教翻譯。然各國自簡派欽使以來,凡有交涉聚會多在總理衙門。即有時入覲龍光,皇上之於各欽差亦必藉翻譯各員以通言語而傳述。或不免參差。今皇上親習英文其益甚多。英文熟習之後,凡英、美國人所著之書,其載各國之事,凡政治之得失國家之盛衰,武備何以脩明,商務何以興旺,教養何以推廣,一切有益國家之政,可以一覽而知,不必再索解人一益也。既知各大國前後政事,可以擇善而從。有利則行,有弊則去。抉其富強之本,探其振作之原,然後以各大國可益之法以益中國之民,俾得轉弱為強,轉貧為富二益也。中外之情本無二致,惟言語不通則亦無由洞悉。一通英文則與通達英語之使臣等交接,可以當面諮詢。情意愈親,邦交愈固,義理愈明。且免通事傳述之誤三益也。西人之學並非一得自私之見,與富強之政大有相關。惟不知西學之有益者,未免尚有違言。因而中國教養之方一時之間推行非易。若皇上既身先庶,職學習英文,以上行下,轉移風化之機,其權尤易四益也。有此四益倘中國明達者,實有見地。以皇上之心為心,爭自鼓勵效尤。專求有益民生之學,則富國強兵之治日上雲蒸。此固有心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十九世紀初,到中國傳教的西方教士,開始辦刊物,刊載教務消息。後來見列強侵陵中國,他們為中國抱不平,紛紛撰文獻策,希望中國變法維新,由貧弱而富強。他們主持的教務刊物,逐漸轉變成「政論雜誌」,給中國政府、學界以及平民百姓,都有很大的鼓舞與啟發。這些刊物中,自以《萬國公報》最為著名,也最有成效。《萬國公報》從1874年辦了三十二年,出版二百三十七冊,當時非常有學養的在華西方人士如韋廉臣、花之安、艾約瑟、林樂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赫德、威妥瑪等,都是它的長期作者。李提摩太的〈恭記皇上肄習英文事〉,就刊於光緒十八年正月出版的《萬國公報》第三十七冊。

花之安(Ernst Faber)是德國傳教士,他在《教化議》一書的序言中說:「余入中國傳道有年,於政治得失、教化興廢、民生利弊,亦頗深稔。僅就管見所及,陳其利弊,非敢干預國政,聊盡友直之心矣。」益友有三,友直居首,不正是中國文化素所強調的嗎?

花之安有一本最著名的著作《自西徂東》。主要通過中西方文明的對比,指出中國社會、道德、文化的現狀與西方相比落後的地方,並提出改良方法。本書分仁、義、禮、智、信五集。每集所述內容與中國道德信條「三綱五常」中的「五常」的涵蓋面緊密聯繫,共分為七十二個問題,每個問題先討論其重要性,其次列數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弊端和不足,再次介紹西方在此問題上的優越之處,最後從基督教教義的立場提出改良方法,是對當時中國影響很大的一本書。

林樂知(Young J. AIIen)來自美國,1860年入華傳教,1881年創「中西書院」,是「東吳大學」的前身。他長期擔任《萬國公報》主編,寫的文章也最多。他為《文學興國策》作序,有云「僕羈旅之人,雖報稱之無力,實望治之有心。」又在〈險語對〉中說:「夫僕,非華裔也,而視華如寄籍之地者,將垂四十年矣。僕於中國,誠知之深而愛之至者也。」是以,目睹中國外侮頻仍,林樂知很傷心,撰〈傷心篇〉,有句曰:「余來華四十年,自問無異於華人,大傷厥心,自較他人為甚。」

林樂知曾撰〈強國利民略論〉一文,力勸中國人學「格致之學」。格致者,格物致知之謂,是當年中國對於西方「物理學physics」的翻譯。

這篇文章的主要兩段是這樣說的:

予思格致之學,有關於強國利民者筆難罄述,姑擇其數端論之。即如攻戰之具,有砲船、大砲、藥彈、銅帽、水雷,以及電氣各法,無一不由格致西來。又如測天、行船、風雨表、吸水各法,寒暑表、經度表、自鳴鐘表、自來火、自來水、製玻璃與印書機器等類,亦何嘗非格致中事哉?夫玻璃一物,未可輕視也,無玻璃,不得不用明瓦。明瓦物之渺者,不若玻璃製精而用宏矣。玻璃者沙泥而已,中國豈無沙泥乎?未明其理,未得其法故。未能制玻璃,遂置沙泥於無用之地也。所云自來火者,果何物哉?燒煤成氣而燃也。中國以煤為炊,而不知用其光。光者,化其氣以鐵管行於地中,或遠或近,宜高宜下,所在皆然。自來火一擎,可抵油燈數十盞。中國油燈光既不明,何怪夜行者有失足之慮,夜讀者有傷目之嗟乎?且也不諳天文,無由測天。又何知經緯兩度,而能行船過大洋耶?其他各物皆足利民,格致之學可包括無遺矣。

前論歐洲之人與中國之人,易地而居,興衰立見。本館主非無因而云然也。當歐洲未明格致以前,與中國之今時無異。倘囿於故智則南、北亞,美利加,南洋奧大利亞,何由尋覓而成此富庶之兩大洲乎?歐洲之貧將有不可問者。自格致之學興,歐洲之富駕乎當年幾萬倍矣。中國欲思強國利民,所最要者先立格致館,講求格致之學可耳。然必待中國明其理,知其法,著成一書,以示學者,恐遲之百十年後,未必能然。莫若取西國已成之書,譯出華文,俾學者精心討論,則格致熟於胸中,萬物可出自心裁,而自製也。奚必事事求諸西國哉。況中國《大學》一書。童蒙誦習,老大莫明其理。雖誦習徒勞無功也,何也?大學亦云理財,而理財必先以格致。中國務求格致,譬如精讀《大學》之書,棄格致而不談,逞向理財乎《大學》一書將成廢紙矣。此即強國利民之要術,諒中國士人不以予言為迂妄也。

來自英國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傳教士中另一位「愛中國者」。他1870年來華後,自己力行漢化,同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都有交往。戊戌維新時,光緒原擬聘他為顧問,因變法失敗而作罷。李提摩太曾向朝廷呈〈新政策〉奏摺,在末尾說道:「李提摩太往來中國二十有五年,踐土食毛,彌感皇太后、皇上深恩之浩蕩。辱承明問,不忍不披瀝上陳。」

西方傳教士垂泣以道的一片忠藎,感動了中國人綦鴻逵,他在光緒二十三年六月,第一○二冊的《萬國公報》上,發表〈藉西士以興中國論〉,對於傳統上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說,痛加針砭。他感慨的說道:

彼西士之愛我中國者,其志可謂堅矣,其心可謂苦矣。慮言語之不通,則兼學華音。慮衣服之駭人,則改用華裝。慮晉接之不便,則習我禮儀。慮舉行之無資,則自籌款項。或著書立說,以佈送當道。或瘏口嘵音,以面謁執政。豈有他哉?無非以僑寓有年,遂視中國之君民不啻本國之君民,因欲以區區愚誠,披瀝上陳,冀得同證善果以發當軸之一悟耳。志何堅,心何苦乎?余以華人而為是說,非為西方辨為中國辨也。為中國之急,宜自強辨也。

今天在台灣,凡不是在台出生者,常被視為「外來之人」,即使是「外來之人」,懷有「區區愚誠」而「志堅」、「心苦」者,所在多有,惟不知尚有綦鴻逵這類人否?尚有知綦鴻逵之人的這類人否?

(作者註:本文所摘用《萬國公報》上的文字,均取自《萬國公報文選》,主編錢鍾書,執行主編朱維錚,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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