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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世界/紐西蘭總理哈佛談禁槍 全場起立鼓掌

新冠疫情延燒兩個寒暑 共存日子還有什麼可期待?

我在隔離酒店(上)

作者章緣在上海所住的隔離酒店的房間。(圖片提供.章緣)
作者章緣在上海所住的隔離酒店的房間。(圖片提供.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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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扣扣,有人輕敲房門,窸窸窣窣塑膠袋的聲響。敲門聲一戶又一戶過去了。布簾深掩的房間,只有洗手檯的燈發出昏黃的光。下床,開門,走道上空無一人,裝在塑膠袋裡的早餐掛在門把上。

差十分鐘八點,我躺回床上。昨晚凌晨三點上床,現在想的不是早餐。再次被敲門聲和量體溫的喊聲吵醒,九點。我連忙戴上口罩開門,眼前人是長寧區婦幼保健醫院的護士,從頭到腳嚴密裹著白色防護服,從護目鏡後看著我,額溫槍對準我,我順服地靠上前。

隔離第一天。

這裡是上海虹橋機場附近的酒店,專門供新冠肺炎流行期隔離之用。我把整面牆的布簾向兩邊拉開,發現只有靠左邊有一小扇窗,其餘是白牆。小窗開向一個長條形的窄天井,水泥檯面上擺了一叢叢碧綠的假竹子。酒店房間呈回字形,昨晚被隨機分配到內圈,看不到外面景色,沒有陽光。

我打開窗,拉下紗窗,二月的寒風撲面。即使是扇小窗,即使是假竹,聊勝於無。人不喜幽閉空間,不喜單獨監禁。自古以來,這是人類刑罰的兩大利器。

斜對面的房間亮著燈,一個人影一閃而過,是黎先生,飛機上的鄰座,我們是最後兩個沒趕上接駁車的長寧區旅客。

黎先生是上海人,美國海歸,大陸首批下海私募基金的一員,工作的緣故,以前一年要飛一百多趟。在飛機上,他戴著兩層口罩護目鏡,閉目養神。送來的三明治和水,一概不碰。他告訴我:「沒有人有我隔離的經驗多。上一次的酒店伙食很差,也髒,只有view不錯。」上海依檢疫人居住區分配酒店,他之前想去其他區蹭酒店被拒,才會誤了班車。

下一班接駁車要等到最後一班飛機降落,旅客通關,是三個小時後的子夜時分。夜深了,我感覺疲累,胃部不適。打開皮箱,拿出一件馬甲穿上。黎先生看我打開箱子,有點吃驚。也許這是不智之舉,現在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機場、機上、接駁車和隔離酒店。

我先生T的工作基地本來在昆山,中美貿易談判破裂後,關稅提高,台商紛紛自大陸撤廠撤資,轉往越南,回到台灣。T轉回新竹總部,每個月飛上海到昆山,去越南,自從疫情爆發,他所有出境的行程停止,我們分隔兩地已經九個月了。

返台時,是金秋十月。當時台灣不要求集中隔離,只要家有套房,沒有老人小孩,就可以居家隔離。我們在新竹的住處有套房,但是T公司實施更嚴格的檢疫規定,不准員工跟檢疫家屬同住,甚至政府允許的接機也不可。所以到達桃園機場後,經過全身包括腳底和行李噴灑酒精消毒液後,我被送上了檢疫計程車,一人一車,一天一單,直達新竹住處,車費由政府補助。符合條件者,居家隔離有一天一千台幣的補助。

大陸和台灣的居家隔離都有相關單位監控。以我在上海的小區為例,隔離住家外會安裝探頭,大門上貼檢疫警告,大門裝偵測器,一開門就會驚動居委會。台灣的居家檢疫不能出家門一步,里長辦公室每日詢問體溫,甚至電話追蹤,手機必須維持開機不斷網,監管單位依此鎖定持機人所在位置。但是家人被允許同住,往往造成防疫漏洞。

每日傍晚,T會大包小包來探視,我們戴著口罩,保持安全距離。這是一種奇特的久別重逢。我在公寓裡,走過來晃過去,思緒飄來盪去,原本固定跳舞健身的身體,逐漸懶怠下來。這期間,做了一次雲端新書分享,開筆寫一篇小說,然後,兩個禮拜過去。

解禁的第一天,我好整以暇吃了早餐和午餐,不急著出門。也許這是一種自我的控制。看吧,即使不得不被關起來,我也沒有急著要出去。但是一下樓,抬頭看到一方藍天,突來一陣激動,深呼吸,淚水湧上。去附近超市買菜,只覺得超市越離越遠,我竟然拖著腳走路了。

在台期間,我和T彷彿回到新婚那幾年的時光,他每天下班回家,都有熱菜熱飯,和一個時嗔時喜的老婆。假日時兩人攜手遊山玩水,無拘無束。新冠時期,相見時難別亦難,如此,回程時間一延再延,最終定在了正月初十。

登機前要做核酸檢測。春節往返兩岸的客流多,之前聽說各大醫院,預約檢測已經排到三月份。輾轉跑了幾家醫院,花了七千台幣做了急件,終於及時拿到檢測報告。

全球疫情蔓延下,大陸和台灣都交出傲人的防疫成績,一個是嚴控,進進出出都要刷健康碼,一個是鬆管,靠民眾自主配合防疫政策。台灣需要有明確必要的出境原因和證明文件,才能去指定醫院付高額費用做核酸檢測,反觀大陸則有需要即可做,相當三百至五百台幣的收費標準。其中差異,令人深思。

年未過完,許多返鄉過年的台商台幹,已經踏上回大陸的旅程。工作人員穿梭在隊伍裡,檢查核酸報告,舉一個二維碼圖案,讓我們掃碼填寫大陸的健康申報碼。我站在清一色男性的登機隊伍裡,背包,平頭,三十到五十歲,他們討論著在大陸是不是要打疫苗:如果打了疫苗就可以免隔離,那就打……但打了疫苗有了抗體,會不會影響核酸檢測的結果?……

有很多是回昆山去的吧,昆山是台商大本營。他們返台隔離十四天,七天自我檢疫隔離,總共二十一天行動受限,回昆山時,入境先在上海隔離十四天,到昆山再隔離十四天。檢疫造成的非常態開銷包括隔離酒店和核酸檢測,至少台幣五、六萬元。新冠期間跨境公司和職工的難處,不是箇中人很難體會。

臨行前的午宴上,親人再三叮嚀:不用機上洗手間,不吃飛機餐,不碰觸任何東西,最好穿上雨衣,避免頭髮衣物受污染……自從疫情如火如荼,再加上病毒可在物體表面存活若干小時的報導出來,保持距離和戴上口罩已經不夠,因為傳染源不僅是人,有可能是身邊任何被污染的物件。

什麼樣的防護才足夠?這是焦慮的源頭。無節制的消毒,只是污染地球;沒必要的恐懼,只是嚇壞自己。新冠改變了我們的思考方式。有時候,必須刻意召喚理性;有時候,理性也不管用。

抵達浦東機場時,因為要跟另一個國際航班錯開客流,避免交叉感染,等了快一個小時才下機。機場的出境通道,有一半封住,為數不多的旅客在用隔板搭建的臨時站點辦理手續。今昔之比,令人唏噓。

刷健康申報碼,測量體溫,填表,檢測核酸。台灣的核酸檢測是單鼻,護士棉籤探得很深,使勁一戮,酸得幾乎掉眼淚,之後一個小時仍感不適。心有餘悸。看上海的檢驗單上寫著雙鼻,心裡忐忑。護士把棉籤探到還可忍受的深度即停,輕旋棉籤,感到酸麻,棉籤在鼻腔中停駐幾秒,如此完成。之後無不適感。我誇護士技術好,她有點不好意思笑了。這由防護服和隔板塑造的檢驗空間,機場裡肅然的氣氛,在這一刻軟化了,我們不過是軟弱可親的個人。

深夜十二點半,接駁大巴駛離機場。無星無月,公路上只有我們一部車疾馳。春節期間,從台灣返回大陸的旅客爆增,一天要出車十幾趟。一點半,車到酒店後門,上來一個全身防護服的工作人員,要求繳驗證件,刷碼填寫健康表,還有一式數頁的入住同意書。車上一片漆黑,我打開手機電筒照亮,枕著腿歪歪斜斜填著,填到航班號碼,那個之前已經填了數次的四位數,竟然記不清。腦子已經停工了。

等到表都填好,我們下車,隨工作人員走進一道門,沿著一個窄小黝暗的樓梯往上,六樓。前面一位大叔爬到一半停下來喘氣:「這什麼酒店,連個電梯都沒有?」

工作人員說:「電梯是給其他人坐的。」

「我們不是人?」

「你們的核酸結果還沒出來。」

我們還不是人。又累又睏,爬著樓梯喘著氣,身不由己彷如夢遊。從進了機場開始,我們的身分已被悄悄置換,而把這置換權益交在對方手上的,是我們在本應就地臥倒等待疫情過去的時候,不顧一切出境和入境,經由一再填寫刷碼中,確認了自己是危險分子。果然,我手機裡賴以出行、進出公共場所的健康碼,已經由綠色轉為紅色。

黎先生一路上幫忙推拉行李,分享隔離經驗。我們互祝好運,各自進入房間。

房間應該是無毒的,因為酒店會消毒。兩口箱子都溼漉漉地像剛沖了澡,是消毒液。好,它們是無毒的,但是我呢?我的雙肩包呢?我以為會像在桃園機場那樣,從頭到腳消毒一遍,但沒有。

酒店給了我們一人一袋高毒性的消毒藥片,說明上要求每天把藥片溶解於水中,消毒垃圾和排泄物。房間裡的黃色大垃圾袋,是符合環保局和衛生局規定的醫療廢物專用包裝袋。我們身懷毒性的可能性,如此無庸置疑。

在渴睡狀態中,我還是小心翼翼把外衣外褲鞋襪都脫下來,衣物收進環保袋裡,紮緊,鞋子收到塑膠袋裡,置於角落。洗淨手,打開行李箱,取出乾淨衣物和盥洗包和酒店拖鞋,進浴室洗頭洗澡。我把隨手放在洗手檯上的雙肩包移到角落,如果有病毒,這個跟著我到處跑的雙肩包最有可能。我用消毒紙巾把雙肩包接觸過的檯面擦拭一遍,然後吹乾頭髮。

最後,留一盞夜燈,以免摸黑跌倒。這十四天不是生病受傷的時候,潛在帶原者的身分,會讓尋求醫療協助變得很複雜。鑽進被窩時,感覺非常舒適,立刻睡著了。

我已經離開台灣,抵達上海口岸,要經過兩個禮拜的隔離,才能真的回到家。在兩個家之間,是一片疫病的汪洋,已經離開,尚未抵達。(上)(寄自上海)

隔離酒店房間的對外小窗,面對天井,看不到外面景色,沒有陽光。(圖片提供.章緣)
隔離酒店房間的對外小窗,面對天井,看不到外面景色,沒有陽光。(圖片提供.章緣)

➤➤➤我在隔離酒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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