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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詩人看疫情人生

詩人本來就多愁善感,他們常用慈悲心懷,悲天憫人,感受人間的疾苦,苦民所苦,因此會用「詩中之情,化詩外之疫」。

其實,古今中外,詩人看到瘟疫的「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斗粟家家無」。(明代龔詡詩)甚至出現薪米波動,價格高漲如黃金,災民被逼只能啃樹皮、吃草根,竟然發生「荇粉磨成連濁土,榆皮剝盡到深根」的慘況。

詩人見瘟抒發情懷

以七步成詩聞名於世的曹植,其〈說疫氣〉常被引述:「建安廿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但他並不認為這是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故對百姓懸符咒應對,恥笑其為愚民。

其實,描寫瘟疫的詩詞很多,其中名詩人孟郊的〈弦歌行〉:「驅儺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李商隱也有〈異俗二首〉:「鬼瘧朝朝避,春寒夜夜添。」

其中,描述最慘烈者莫過於清朝師道南的長詩〈死鼠行〉,一開頭即云:「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拆堵。晝死人,莫問數,日色滲淡愁雲護;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兩人橫截路。」他作此詩時也染疫,妻母亦然,死時不到卅歲。

韓愈譴瘧鬼談治瘟

由於瘟疫殘暴,令民不聊生,故詩人也指責其陰沉惡行,其中,元末明初李昱的〈遣瘧鬼〉與韓愈的〈譴瘧鬼〉最為有名,韓愈詩還談了四種治瘧方式,即醫師、灸師、詛師及符師等,夾民間迷信與流行。而唐末的王建,因病受友慰問,因作詩二首:〈寄劉簣問疾〉及〈飯僧〉,生動講述僧人養生之道。

另毛澤東亦有兩首〈送瘟神〉,談及在大陸橫行一時的血吸蟲傳染病。前首描寫血吸蟲的肆虐:「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後首讚揚全民抗疫的成就:「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杜甫也遭瘟癘折磨

古代詩人亦有不少人遭遇瘟病折磨之苦。其中詩聖杜甫可謂飢寒交迫,貧病加身,他在〈病後過王倚飲,贈歌〉,詳說染疫苦況:「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皮黃皮皺命如線。」遂致詩感謝友王倚飲的關懷和照顧。

在疫情期間,有自嘲及相互問候關愛的詩人。自嘲以宋朝范成大為代表,他從小體弱多病,曾夢天醫治他病。儘管偶然「因病偷閑意屬厭」的感慨,但卻保持豁達樂觀的心態。得疾千日,別人不堪其憂,他卻無憂無慮地說:「已把宜春縷勝,更將長命題幡。」又說:「功名利祿、生老病死,一笑了之。」

元稹和白居易互勉

而互勉的標竿莫過於元稹和白居易了。當年元稹被貶通州,白居易就提醒該地: 「人稀地僻醫巫少,夏旱秋霖瘴瘧多。」未料,還是中瘟。元稹描述:「脹腹看似鼓,羸形漸比柴;道情憂易適,溫瘴氣難排」,白居易則多次作詩慰問:「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壯志因愁減,衰容與病俱;相逢應不識,滿頷白髭鬚。」元稹則回覆說:「秋茅處處流痎瘧,夜鳥聲聲哭瘴雲;羸骨不勝纖細物,欲將文服卻還君。」

當然,任何詩人都不是鐵打的身子,自飽受癘疫之苦。正如杜甫在〈寄薜三郎中〉所言:「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由於療瘟是個漫長而苦痛的歷程,《紅樓夢》的名言:「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刻畫深刻入微。

詩詞歌賦可治瘟痛

古人治病常用灼艾,韓愈〈譴瘧鬼〉一詩中所提:「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這種燃燒艾或艾柱,熏灸人體的穴位,效果雖然顯著,但卻有很大的副作用,一般不輕易嘗試。宋陸游曾身罹瘟疫,「老境侵凌病滿軀」,久未治好,只好灼艾,但卻「計出火攻傷老病」,還好「火攻下策得枝梧」。北宋理學家邵雍在〈答客問病〉一詩中也說:「湯劑功非淺,膏肓疾已深;然而猶灼艾用,慰友朋心」,可見灼艾之功還勝於藥石。

朗詩如同按摩全身

其實,詩詞歌賦亦有治病之效。赫西俄德的《神譜》是西方最早記載詩歌療癒的著作,它說「唱段」能讓人「忘懷疾苦,醫治創傷」。古希臘人相信神靈附體後,詩人可唱出魅惑之音,能讓人忘記災難痛苦憂傷,此也為何教堂的唱詩班,常在葬禮唱出柔和動人的歌聲,減除家屬喪親之痛之原因。義大利也深知其道理,進而培訓「詩療師」,因詩歌可宣洩壓力紓情緒,矯治精神之錯亂,朗詩如同按摩全身,昂揚誦詩可治憂鬱症,輕吟亦對厭食和高血壓有助益。愛爾蘭詩人葉慈說:「大眾喜愛生動的節拍、語意及意象,和充滿朦朧暗示的措詞。」的確,詩歌對詩人和讀者都有療效。

《尚書》早談詩之療癒

在東方,很早就談論詩歌的療癒。《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美,救藥也。四始是指《詩經》比風、大雅、小雅及頌四者,六始則為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詩的分類;賦、比、興則是詩的表現手法。

在漢宣帝時,太子罹病,王褒曾朗誦〈甘泉〉和〈洞簫頌〉等詩歌治好疾病。宋朝歐陽修也見證說:「予嘗有幽憂之疾,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於體也。」

而更神妙的是用杜詩可治人。《志異續編》記錄:「白岩朱公氣氛痛,每當疾發時間,取杜詩朗頌數首即止。」

杜甫以詩治友妻病

杜甫更親自用詩治療友人之妻。當時她患瘧疾,杜甫要她念杜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無效,杜甫要她改念「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果然一試痊癒。

清朝曾經在台灣任官的唐贊袞亦有此際遇,他原在台南患瘧已經治癒,未料解任後赴廈門,瘧疾又復發,糾纏兩個月,痛苦萬分。他就學習韓愈〈祭鱷魚文〉中所為,用詩和瘧鬼談人生哲理,瘧鬼居然大悟,廢然而離。其詩作如下:「人生正如瘧,日與寒熱俱;百年尚可耐,何必爭須臾;熱吾視之為夏,扇,寒吾視之為冬鑪;達人古今等旦暮,以日抵歲何傷乎!」唐贊袞以此詩歌和心態抗瘧鬼,瘧鬼遠去,唐贊袞又恢復神旺如昔。

古代詩人巫醫同源

同樣陸游亦有此特異功能,有人扶一老者到溪邊,告知頭風久未痊,陸游告知不用芎芷藥,只要讀陸詩就會自然醒。原來陸游本身就是醫生,身上常有備藥。古代詩人也有的是毉生,上古巫醫同源,正如希臘神話中的阿波羅,同時是詩歌神和醫藥神,西方的祭司與神職人員,早期也是醫生,西方醫學後來才與宗教分開。

無可否認。歷代詩人對瘟癘感受最為深刻,一方面自己是當事人,生命財產和家庭幸福遭到侵襲威脅,那種心靈苦痛唯有憑藉賦詩來排遣;另一方面,又看到生靈塗炭,屍骨無存的亂象困局,他們只有借詩大聲疾呼,要求當局悔過,敬天愛人,賑災救民,如南宋王夢雷的〈勘災詩〉所表達的「下官雖有憂民淚,一擔難肩萬姓憂。」

詩人斥官擾民殘暴

又如官員不體恤民苦,趁機擾民的凶狠殘暴,也是不假辭色,為文痛批。清代洪繻在其〈檢疫嘆〉,對無病被誣為有病,指出「疫死柔於水,檢死暴於火」的行徑,豈不比癘鬼還可怕。清代許夢行〈苦役行〉更感嘆:「病疫之家不敢聲,死疫之家不敢哭;不經喪亂苦,不識昇平福;不遇舊恩寬,不知新法酷。」可見詩人為民伸冤之心。

同樣,宋朝歐陽修對當時的晏太尉在戰亂瘟情之際,宴請大家歡樂也不以為然,因此當面做了一首〈晏太尉西園賀雪歌〉詩,嚴加指責:「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奸將不斬虧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瘟疫於疲氓……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台灣詩人的不平之鳴

彰化銀行創辦人之一的台灣詩人吳德功,〈爰賦五谷十韻〉中寫著:「兵燹兼疫癘,輾轉溝壑死……滿目睹淒涼,瘡痍何時起!生者不得歸,死者長已矣;四野多哀鴻,嗷嗷嘆靡止。」以其活潑生動的筆觸,控訴日本人的暴行。

由上,可知詩人悲天憫人的情懷,既可察時觀色,表達天地良心,亦可轉向批判執政當局的泯滅人性,主持公平正義,為民發聲,不平則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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