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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後重讀毛澤東窯洞對

黃炎培(左)訪延安,與毛澤東暢談歷史周期率。(圖∕取自網路)
黃炎培(左)訪延安,與毛澤東暢談歷史周期率。(圖∕取自網路)

川普領導美國,聯合西方盟友,共同打擊和抑制中國。說出口的及沒說出口的理由,是中國為一專制極權國家,不容於世界民主開放潮流。拜登雖組成新政府,但與中國對抗的情勢大概不會「舊貌換新顏」。

不過中國大陸這幾十年來飛躍進步,經濟已超英趕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脫貧人口數字龐大,史上罕見。這次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死傷無算,中國大陸相對地控制較為成功,世人覺得這是它體制的「優越性」使然。於是出現一種論調:國家不必太強調意識形態,成功治理才最關重要。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人毛澤東,當年未必是這樣想的,他公開表示嚮往民主,肯定地說「只有民主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

毛澤東這些話,說了不止一次,最有名的一次是與黃炎培的「窯洞對」。1945年7月1日到5日,設在重慶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左舜生、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冷遹、褚輔成等六人,組團到延安訪問五天,試探國共兩黨能否透過談判停止內鬥。那時中共領導人和當地百姓一樣,都住在窯洞裡,毛澤東分別和他們見面談話。他與黃炎培論天下大勢,有下面這段對話:

黃炎培:「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於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點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於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國共內戰,纏鬥多年,一方面百姓望治心切,一方面共產黨勢力已不容小覷,大家對毛澤東和黃炎培的談話表示重視,乃仿諸葛亮與劉備「隆中對」之史話,謂之「窯洞對」,寄希望於毛的民主主張。

毛澤東主張民主,可不止說了一次。1944年6月12日他接見中外記者團,開宗明義的說:

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不僅是毛個人,中共的領袖們,如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等人,也發表了不少主張民主的言論,都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公開報導。

這些擲地有聲、大經大綸的言論,經大陸作家笑蜀集結成《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本書,於1999年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印刷發行,立即被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丁關根在內部會議上批判,隨後全國查禁。

可是「民主」出於人的思維,想禁禁不了,春風吹又生。2006年,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撰文〈民主是個好東西〉,在黨校《學習時報》上發表。它開宗明義地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對個別人而言的,也不是對一些官員而言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文章更不保留地指出:「坦率地說,對於那些以自我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好東西,而是一個麻煩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在長期一黨主政的大陸,俞可平的言論直如石破天驚,大家驚喜、錯愕之餘,不免猜測背後的來由。但是始終未見背後來由,也就不了了之。

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1989年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書,斷言民主制度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正當有人抨擊他文章武斷,意在譁眾取寵之時,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西方國家沉浸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勝利喜悅中。福山也被推崇為「歷史預言家」,聲名大噪。

但「東風吹,戰鼓擂」,世界情勢變了,隨著福山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政治的更深入研究,他也改變了調子,表示國力和繁榮是政治體制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福山是指中國大陸?他解釋不是推崇中國,而是強調國家能力與民主、法治必須達成平衡。

大陸的「國家能力」已被世人肯定,但是民主、法治如何,似乎仍有議論。而「能力」與「民主」,應該哪個先來,還是同時「齊頭並進」,都是難解的問題。

毛澤東在「窯洞對」的發言,算不算「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中南海的人有沒有「繼承遺志」的責任?「窯洞對」距今七十五年,人壽幾何?

根據美國記者巴巴拉.塔奇曼在1972年出版的《史迪威和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這本書的記載,一群美國記者訪問延安,回到重慶與蔣夫人宋美齡見面,大家盛讚共產黨人的吃苦耐勞有幹勁有理想的精神氣質,宋美齡站到窗前,眺望一會,然後回頭幽幽地說:「如果你們的話是真的,我就可以說,那是他們還沒有嘗到真正權力的滋味。」

天下有哪個政權,禁得住「權力」的考驗?共產黨自1949年建政以來,「延安精神」恐怕早就丟盔棄甲了。同樣的,民進黨在台灣執政以後,「黨外精神」又爾今安在?

參政團訪問成員中有傅斯年,毛澤東與他見面,窯洞相對,自然是「百感交集」。毛和傅一樣,都「出身北大」,他1918年從湖南鄉下走進北大校園,開始了新的人生。毛澤東曾向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回憶北大這段往事。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

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如今,兩人在窯洞相對,人物無殊,風景已異。毛提及傅在「五四運動」中的重要角色,「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毛澤東雖這樣恭維傅斯年,但共產黨卻企圖將「五四運動」的成果據為己有,並將不合己意的新文化運動者都打成「反動派」。

「五四」與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連在一起。賽先生在中國大陸已經安居,甚至已經樂業,而德先生則仍在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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