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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謀殺的律師(上)

黛安∕圖
黛安∕圖

2015年12月初,律所的年輕助理曼寧邀請我去參加她十四日的律師宣誓典禮。曼寧說她父母遠在中國不能前來,而我私底下待她如親人,在工作上也時常指導她,所以邀我參加。典禮當天,我依約到了她畢業的法學院禮堂,曼寧就站在和她一同考上律師的同學當中。在她眼中,我看到一顆飢渴正義追尋公理的心,當我聽到她和她的同儕們所朗誦的誓詞:「我鄭重宣誓我將支持美國憲法和加利福尼亞州憲法,並極盡我所知所能忠實履行律師和法律顧問的職責。作為法院的一員,我將始終以有尊嚴、有禮貌和正直的態度行事。」我的心沸騰了。

其實,每一位宣誓的律師都將肩負著神聖的使命,這使命就在確保他的當事人在法律面前得到憲法和州法所規範的公平待遇和法律服務。做好這個工作要有洞悉秋毫的敏銳、運籌帷幄的智慧和擇善固執的堅持,更要有承擔後果的膽識。想到這裡,我的眼睛溼潤了,因為我想起了七年之前震驚舊金山灣區的一件案子和案子的主角趙俠。

1999年,我回國去探望在浙江醫院住院的父親。我和父親都是愛鬧的人,病房裡總是充滿著笑聲,很多醫生護士甚至附近的病人都喜歡來串門子。其中一位護士知道我是從美國加州回國探親時,就告訴我以前在她們醫院的一位叫趙俠的護士。她說趙俠也是浙江杭州人,出生於1969年,父親是浙江大學電機系的教授。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又正逢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趙俠人生的起點並不順遂。由於那時家裡的生活十分拮据,她初中畢業後為了能幫助家計就進了護校。1991年趙俠來美留學,取得了護士的執照,接下來的八年她又以護士的薪資,半工半讀地完成法律學位和考取加州的律師執照,從此開始了她的法律人生。

從杭州返美之後,我和趙俠有幾次工作上的接觸。她雖然那時剛拿到律師資格,可是她身上有一股對司法正義難能可貴的熱情。在私下交談中,知道她和我初來美國時有著共同的奮鬥經歷,不禁惺惺相惜。

2003年初,趙俠創辦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主要是受理移民和商業糾紛的案件。由於創業初期的業務並不能支持律所的營運,她還要靠兼差做護士的收入來支撐律所的開支。經過幾年的歷練,憑著趙俠對客人的熱心和對法律事業的熱情,她所接的案子也就越來越多、越來越繁雜,其中也包括刑事案件,當然律所也逐漸步入正軌。趙俠一方面希望發揮自己雙語的優勢為華人爭取權益,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專業領域的苦心經營為自己累積口碑。趙俠有一個白人建築師的朋友凱文,他常常幫助趙俠修改法律檔中的語法和措辭,兩人從單純的友情發展成為愛情,一年後結為夫妻,不久之後兒子凱爾出生。趙俠十分孝順,在與凱文商議後就把父母接來美國生活,三代同堂一起享受著天倫之樂。

有人說,每個人的人生就是在不同時空境遇下一連串事件中所做的選擇,於是每個人有了不同的軌跡和人生的義涵。趙俠的人生應該從此要平步青雲,但是之後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案子,卻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2006年,趙俠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參與了許多華人社區的公益事務,因為她的熱心而被推舉為浙江同鄉會的副會長和南舊金山灣區華人律師協會的會長。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了大地震,趙俠更帶領了她的律所積極參與了華人社區集資募款的行動。2008年,趙俠成為中國領事館的推薦律師,承接了一件民事案。

這件民事案件是2003年一件華人刑事案的延續,案中的凶嫌傑生來自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來到美國的留學生之一。在那個時代,從國內來的年輕人都和劉俠一樣有一份厚重的經歷,到了美國還要在語言、文化和財力的劣勢下逆流向上,當然傑生也不例外。他透過努力完成了學位,也成功地進入矽谷知名的公司,成為了一名電腦工程師。他除了擁有一份高薪職業外,還學會了股票投資之道。當然,每個人都想迅速致富,但如果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人的心就會變得灰暗,小則傾家蕩產,大則傷天害理。

2003年7月的一天,傑生那位結婚才剛過一個月的妻子鄧英被發現溺斃在他們位於庫比蒂諾市家的游泳池。鄧英身上多處的淤傷、房裡留下的新鮮血跡、新婚夫妻分床而睡的事實、鄧英多次在電話中向父母的哭訴、鄧英先前自殺未遂在手腕上留下的刀痕、鄧英死亡時頭部遭重擊的傷口,讓警方對鄧英的死因產生疑問。在調查中,傑生閃爍的說詞讓他的嫌疑重大,不久後他就被控謀殺鄧英。2006年由於陪審團不能達成一致裁定而流審,這案子之後因為證據不足,檢方決定放棄起訴。傑生是否是謀殺鄧英,無人知曉,只能問天,至少法律還給他一個自由身,讓他可以從此逍遙地生活。但是,一個人的出現改變了一切。

鄧英在上海的家人為鄧英案的流審感到憤憤不平,鄧英的母親沈迪在美國委託了律師保羅對傑生提出過失致死的民事賠償訴訟,主要的訴求是因為傑生的過失而導致鄧英的死亡,向傑生索賠一千五百萬元的民事賠償。此外,保羅也為沈迪提出繼承鄧英三十萬美元人壽險給付金的訴求。此後一年多,案子陷入膠著,律師保羅也因為數次被傑生威脅和跟蹤而感到苦惱。沈迪一方面在尋求其他白人律師的協助,另一方面也尋求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的幫助,希望可以找到一名華人律師,幫她克服語言的障礙。2008年3月,趙俠與另一位白人律師樂比接受了沈迪的委託,趙俠的出現讓她和傑生的人生軌跡有了交集。

有關鄧英的兩件事引起了趙俠的注意:一是傑生為鄧英投保的三十萬美金人壽險,是在鄧英遇害前不久買的,他是當然的受益者;二是傑生在上海的法庭提出爭取鄧英在上海的兩間公寓的產權訴訟,這兩間公寓的市價當時約為二百萬美元。當年四月,趙俠首先向法院提了動議,要求凍結鄧英壽險給付金的支付,並介紹了一位在上海法律界的舊識陳紅給沈迪,讓她在國內協助沈迪處理鄧英的產權訴訟。由於過失致死的民事案件的舉證標準遠遠低於凶殺的刑事案件,一旦傑生輸掉官司,他不僅可能需要賠償一千五百萬美元,還會喪失鄧英的壽險給付金,並且無法繼承鄧英在上海的不動產。沒有人可以揣摩傑生當時的心境,但之後事情的發展令人扼腕!

趙俠開始接手案件之後,就遭到傑生的跟蹤和言語上的威脅,趙俠直覺地認為鄧英的刑事案很可能是個錯判,於是下決心要把案情再查清楚,希望為鄧英討回一個公道。當年五月,趙俠向樂比、律所的秘書和丈夫凱文表示,她在法院和辦公大樓屢次遭到傑生的跟蹤,並說傑生幾次威脅她不要接手此案,否則她將會自毀前程。趙俠在傑生尾隨的時候用手機拍了他的相片,她把相片拿給凱文和父親看,讓他們對傑生提高警覺。雖然如此,趙俠卻更加堅定她追求真相的決心。趙俠為了提防傑生找到她的住處而危害自己的家人,她告訴凱文她不敢把車停在自家門口。此時年僅三十二歲的趙俠,正是家庭、事業兩得意的時候,丈夫凱文卻發現趙俠的焦慮恐懼與日俱增,交談中總會說「如果發生不幸」的話,讓凱文百感交集,但也只能好言相勸,他完全不知道趙俠所面臨的事態有多麼嚴重。

六月二十日,趙俠向法院申請了禁制令來保護家人,但這並不能遏止即將發生的悲劇。七月一日早上約九點五十分,趙俠正從自己位於聖荷西市哈密爾頓街的辦公大樓走向停車場,她突然遭遇歹徒攔路尾隨,接下來的幾聲槍響驚動了大樓附近的人們。據後來警方的調查,趙俠身上有兩處槍傷,第一顆子彈是從她的左後耳往下射入,由後背飛出。據辦公大樓目擊證人指出,當時趙俠倒地但還有一口氣在,歹徒向前又補了致命的一槍,第二顆子彈從趙俠的左前胸穿過心臟,從背部飛出。因為是近距離射擊,趙俠胸口還留下槍口火焰燒灼的痕跡。這樣行刑式的凶殺,很難想像凶嫌對趙俠是有怎樣的深仇大恨。當天,警方根據目擊者的描述和監視器的影像發出了通緝令,拘捕了傑生。

那天晚上,趙俠的丈夫凱文失神地坐在趙俠的書桌前,無意中看見了一份保險公司的來信,他才發現趙俠似乎早已預感這一天的到來,在一個多月前就為自己買了人壽保險。(上)(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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