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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堂課

黛安∕圖
黛安∕圖

每當我走過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和第三十四街的交口處,仰望高聳入雲的帝國大廈,就會想起童年時的鄰居小朋友瑪嘉,以及我們經歷的人生第一堂課。

那時我家住在大連,那是個長期被外國勢力控制的城市,先是帝俄,後是日本,接著是蘇俄。大連居民的組成因此比較複雜,瑪嘉的家庭就是這樣。瑪嘉的父親是朝鮮人,姓崔,是一位工程師;瑪嘉的母親是日本人,叫笠井美彌子,他們都是三十歲出頭。瑪嘉從父姓,叫崔昌子,瑪嘉是她的小名。她還有一個妹妹,叫伊里嘉。

瑪嘉一家和我家同住一座日本式房子的二樓,她家住東面一半,我家住西面一半。1950年代初的大連,遠不如現在繁華,但也不像現在這樣喧囂。我們的小樓離海濱勝地老虎灘不遠,站在三樓陽台上眺望,遠處是一座座青青的山峰,一棟棟別致的小樓依山而築,蔚藍的海洋就在山腳下粼粼閃光。那一帶最多的是槐樹,每年五、六月間,陣陣海風吹來了槐花的清香。

瑪嘉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有些奇特的家庭。她在學校裡說流利的中國話,而在家裡又能講流利的日本話和朝鮮話,這是我望塵莫及的。瑪嘉看上去同一般中國小姑娘並無二致,鵝蛋般的圓臉,大大的眼睛,梳著一雙長長的辮子,臉上經常綻開燦爛的笑容。那時我是個九歲的小男孩,瑪嘉是個七歲小女孩。我們同在一個小學讀書,她比我低一年級。我認識的字雖然比她多些,但她每學期都被評為優秀學生,捧回許多書籍和練習簿等獎品,讓我羨慕不已。

瑪嘉的媽媽對她管教很嚴,下午三點半前,瑪嘉做家庭作業;三點半到四點半,練習鋼琴,鋼琴教師就是她媽媽。四點半起,瑪嘉有一個小時的自由活動,經常是我到她家去玩。她有不少從日本寄來的玩具,包括那時很少見的電動玩具,我們就一起玩。她家還經常收到從日本寄來的雜誌,我最愛看裡面的圖片,雖看不懂日文,但仍能從中間夾雜的漢字猜出幾分意思。一次,我看到畫報裡有一幅摩天大樓的照片,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高的建築物,那時候大連最高的樓只有六、七層。我和瑪嘉一起數,怎麼也數不清到底有多少層。這時,瑪嘉的媽媽就用日語念這篇文章,再由瑪嘉翻譯成中文。我這才知道,那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大樓,位於美國紐約,叫帝國大廈,有一百零三層,三百八十一米高。瑪嘉的媽媽打著手勢告訴我們,颳大風時帝國大廈的頂端會左右晃動一米。我對瑪嘉說:「要是能到這座大樓頂上去看看該有多好!」沒想到三十多年後,我果真站上了帝國大廈的樓頂。

那段童年日子,我聽著隔壁傳來的美妙琴聲,看著窗外如畫的山山水水,聞著陣陣海風吹來的槐樹花香。回想起來,實在是莫大的享受。可惜年少的我,體會不到這樣寧靜生活的幸福,老是盼望著快些長大。正當我倆過著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誰都沒有想到,災難已悄悄逼近,先是向我,接著是向她。

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家,發現大門敞開著。我連忙進去,看到父親坐在外間的小床上,左右有兩個人看住他,還有四、五個人正到處翻東西。事後我才知道,那天早上父親剛上班,就被叫到肅反辦公室去。「肅反」是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的簡稱,是大陸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的一個。他們把我父親押上吉普車,直奔我家搜查。到我放學回家時,一夥人已經翻箱倒櫃搜了兩三個小時。我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一下子傻了眼。我哭著問爸爸這是為什麼。爸爸沒有解釋,只是叫我自己盛飯吃,然後做功課。我想看看這些人到底在幹些什麼,就藉口說要取作業本,在為首的人同意後走進裡面房間。我看到一個人用手在麵粉口袋裡扒著什麼;另一個人趴在地板上,用手電筒順著地板縫往下照著;還有一個人把收音機的後蓋打開往裡瞧著。我想他們是想找什麼「反革命證據」吧。一夥人忙到下午四點多鐘,帶走了一包東西,包括那台收音機。後來才知道,他們什麼證據都沒有搜到,要是真的搜到什麼,他們當時就把我父親逮捕了。他們無功而返,帶回去「研究研究」是不是發報機的收音機,後來也退了回來。

雖然我父親沒有被捉走,這人生的第一堂課卻在我幼小心靈裡刻下了極深的創傷。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家庭是不被這個社會信任的,儘管我的父母親都是大學教師。我出身在這樣的家庭,自然是低人一等,幸好同學們不知道我家被搜查,要不然我就更抬不起頭來了。

我家出事後沒多久,瑪嘉一家也遭到了打擊,而且沉重得多。也是一天放學時,我看到瑪嘉家的門大敞著,有幾個人在裡面翻東西。有了我家的經驗,我頓時意識到瑪嘉的父親可能出事了。果然,當晚我爸爸就證實崔工程師被逮捕了,罪名是「歷史反革命」。瑪嘉家的大門一連幾天都沒有打開,瑪嘉的鋼琴從那一天起就沒有再響過,她也沒有去上學。隔了幾天,我才見到瑪嘉,她的眼圈哭得都腫了,她看到我,低下頭就躲開了。瑪嘉的爸爸不久就被判了刑,被判二十年,是最高的有期徒刑。瑪嘉的媽媽沒有工作,失去了經濟來源,又要撫養兩個女兒,她只得變賣家產。我看到瑪嘉的鋼琴被人抬走了,好一點的家具也被人抬走了。過了不久,她們母女被掃地出門,遷到一處偏僻的房子,同別的三家合住,她們只住一個小間。後來我家搬到另一個城市,從此就再也沒見過瑪嘉了。

我和瑪嘉寧靜無憂的童年,就這樣過早地結束了。經歷了自己家的變故,又目睹了瑪嘉家的遭遇,我第一次體會到人世間是多麼複雜。我倆所經歷的這人生第一堂課,對於年僅十歲左右的孩子來說,實在太殘酷了。

三十年前,我出國前路經大連,曾去故居舊地重遊。小樓仍在那兒,只是老舊多了,裡面的住戶更不知換了多少茬。我在小樓前佇立了很久,清脆的鋼琴聲彷彿又從樓裡飛出,紮著兩根長辮子的小瑪嘉彷彿又站在我面前。她還在這座城市嗎?她過得還好嗎?

後來,我從一位遠親那裡知道了瑪嘉家的情況。瑪嘉的爸爸被判刑後,她媽媽一面變賣家產艱難度日,一面申請返回日本。雖然她媽媽擁有日本國籍,但為了瑪嘉姊妹倆也能去日本,不得不和她爸爸離了婚。當時中國大陸和日本之間沒有外交關係,缺乏管道來辦理此類事情。她們的申請拖了好多年,才得以離開大陸。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瑪嘉爸爸的「歷史反革命」案被重新審理,發現根本就是件冤案。瑪嘉爸爸在垂暮之年得以平反,補發到一筆錢作為補償。可是,金錢補得回他失去了的二十年人生嗎?金錢能把他原本擁有的溫暖的家還給他嗎?他拿著這筆錢去了趟日本,瑪嘉的媽媽早已改嫁,瑪嘉和她妹妹也已有了各自的家。他無奈地回到大連,獨自度過孤單的晚年。

想起俄國詩人葉賽寧的詩句:「金黃落葉堆滿心間,我已不再是青春少年」。雖然在我的記憶裡,瑪嘉仍然是梳著長辮子的小姑娘模樣,算起來,如今她也已經七十歲出頭,或許已當祖母了。不知道她現在過得好嗎?是否還記得童年時我們人生的第一堂課?還會偶爾回想起我倆一起細數帝國大廈窗戶的往事嗎?如今,我在帝國大廈所在地紐約,向遠隔重洋的她遙遙問候一聲:「瑪嘉,妳好嗎?」(寄自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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