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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不輟在戰火中國(下)

離開南京整整一年後,我們來到了重慶。我體弱不能隨中山中學前往川中,留在重慶進入南開中學,它的創辦人張伯苓勵志救國。1894年他北洋水師學堂畢業時,正逢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他悲憤填胸,深信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便毅然離開海軍,辦南開中學。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七月二十八日天津南開即被日軍飛機炸毀,當時蔣委員長公開宣稱:「南開為國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將南開大學與北大、清華合併遷往昆明成為西南聯大。南開中學在重慶沙坪壩重建,成為戰時最好的中學。

抗戰八年,張校長時時鼓勵國人志氣的演講「中國不亡,有我!」就是我服膺一生的南開精神。

在那個時代,沒有傳播的設備,南開在戰時是全體住校管理的,高、初中部和女生部校區散開,各據一方,上下課全是由軍號宣示。這麼多年來,我仍常在濛濛亮的冬日早晨,在半睡半醒之際,似乎聽見那不容妥協、雄壯的起床號。

那些年,起床號後的人生,對所有人都是艱辛的。前線血戰,重慶在日夜轟炸下顫慄,人人生死難卜,十六、七歲的我們實在很怕又很累,就抱怨數學老師功課太多,又不停小考,怎麼活得了,老師伉乃如(我們稱他「伉老二」)說:「你們整天瞪著天空看,想著炸彈掉下來,有用嗎?天空有回答嗎?做數學題和背國文、英文至少給自己腦袋留點東西。你們這麼年輕,乾瞪眼,甘心嗎?」跑警報時,仍能讓明天的功課分擔死亡的威脅。

1945年2月,我二十歲,由全國大學聯考分發到戰時西遷的武漢大學哲學系(二年級轉入外文系),在三江環繞合流注入長江的四川樂山,有緣修讀朱光潛老師的英詩課。那古老的石砌文廟配殿就是我與藍天間的一間密室,我們又讀又背雪萊的〈雲雀之歌〉和濟慈的〈夜鶯頌〉,隨著老師的聲音,心靈激盪,忘記了日漸逼近的砲火,直到被中庭鐘聲召喚,回到現實。校長王星拱在廣場召集師生談話,宣布重要消息:戰事失利,日軍可能進犯四川,教育部下令,緊急時,由師管區保護,撤退進入大涼山區的「雷馬屏峨」彝族自治區。我記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風中,校長穿著他的舊長袍,面容清臞,語調悲戚,簡短地結語說:「我們已經艱辛地撐了八年,絕沒有放棄的一天,大家都要盡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這之後七十年,走過千山萬水,「雷馬屏峨」這四個字帶著悲壯的聲音在我心中不時響起,代表著一種最後的安全。人生沒有絕路,任何情況之下,「弦歌不輟」是我活著最大的依靠。

方德萬教授成長於荷蘭,大學讀中文,後來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中國現代史,受聘英國劍橋大學教書,已經用了三十年寫中國現代戰爭史,在這四種文化氛圍中看世事,他有更大視野。他在本書導論所述,1940年納粹占領了荷蘭,他的外祖父是個小鎮上受尊重的進口商,德國人指控他藏匿武器,把他關押,戰爭將結束時,把他送到德國,他在被美軍救出後幾天就病死在東德。兩德統一後,2014年方教授和他的家人循著外祖父逃亡的路線,來到東德他最後來信的城,但是找不到他葬身何處。在他的孫子和他們的後代心中,他未得安葬,也許就如中國傳統上所說,成了遊蕩異鄉的孤魂了吧!也許正是因此,他用一整頁寫重慶迎靈路祭張自忠將軍的悲慟。

他在學術研究中看到,中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傷亡數千百萬軍民,捐軀衛國,戰後卻多數未能歸葬鄉里。1949之後,生者無言,死者默默,寫史之際,豈止感到悲憫與同情而已。

在為這本集大成之作的台灣版序中他說這是一本:「真正為自己而寫……非常私人的書……研究中國抗戰成為我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結束後的傷痛的遺留的方法,這個主題始終縈繞,讓我無法放手。」序末說:「以此為出發點,關照引人入勝戰爭記憶的跨世代傳承以及沉默的課題;這些課題對中國背景逐漸退去的台灣而言非常重要。」他這似輕輕提起的「沉默」二字,在我聽來,卻是震耳欲聾,摧心悲痛。沉默和遺忘使青史成灰,是死者第二次死亡。幸好歷史是一個倔強的存在,不容被蓋棺,也不容被論定。

我這篇小小的書中人語,暮年心緒,竟從驚蜇、春分,寫到清明。穀雨已過,我仍在遲疑徘徊,無法結語。七十年悵憾,說不盡對殉國軍人及朋友的悼念與感恩。因為他們奮勇捐軀,國家得以維持政府的正常運作,也維持了弦歌不輟的民族希望。感謝方教授以感同身受的史家大悲憫,寫活了那場戰爭中的關鍵歲月。(下)

中國 教育部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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