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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聽古典音樂的歲月

吳孟芸∕圖
吳孟芸∕圖

如今每當我坐在音樂廳裡,輕鬆愉快地享受音樂的盛宴時,卻總有一種淡淡的傷感油然而生。

1970年代前後,中國正如火如荼地搞政治運動。作為知識青年,我不得不去農村插隊落戶。好在離城不遠,有空時還可以回城住幾天。不過我在城裡已失去居所,只得到我表弟家借宿。我表弟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家裡是大資本家,在運動初期全家曾流落街頭,後來落實政策,部分歸還了原住處。

表弟很喜歡古典音樂,小時候學習過鋼琴,後來又練手風琴。一天我到他家,他高興地給我看他剛從北京一個委託店買的德國製錄音機,從此他可以用它來聆聽古典音樂了。當時他給我放的是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磁帶旋轉起來的那一刻,我渾身一震,太美了,人間竟然有這麼美妙的聲音!我真的是聽傻了。這和天天聽到的喊打喊殺的革命歌曲和樣板戲絕對不一樣,樂曲的旋律令我心曠神怡,就像天使飄然下凡撥動琴弦,與我的心弦一起顫動。僅此一曲就讓我經歷了生命中極精采的時刻,從此我與古典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如飢似渴地找曲子來聽。

文化大革命將西方音樂判定為資產階級腐朽的東西,是文化革命的對象,造成不少音樂學院的老師遭批鬥、自殺,無數的唱片和樂器被砸毀。當時,聽西方的音樂會帶來家破人亡的危險。但如此可怕的氣氛和環境恰恰又造就了一個古典音樂最容易被聽懂的時代。真、善、美的古典音樂,那麼「善解人意」,教人不管冒多大險都要聽。

當然我們在聽古典音樂時會把門窗關緊,音量開到很小。尤其是深更半夜,我們把耳朵幾乎緊貼在大喇叭上聽,唯恐隔牆有耳。我們樓下住的就是原市公安局局長。

那些無法解釋的聲音,再加上偷聽,神祕的美感和魔力會增強十倍。那些音樂把心靈帶領出荒蠻的沙漠,引入百花盛開的伊甸園,留下了一個個美麗的夢。

你聽,萊哈爾的《風流寡婦》不是把全世界的情書都寫進去了嗎?貝多芬的《第四鋼琴協奏曲》不是告訴我們一個不屈的靈魂是怎樣復活的嗎?拉羅的《西班牙交響曲》教我們如何從坐困愁城中解脫,舒伯特的《聖母頌》將心靈洗滌淨化,巴哈則用音樂表達敬畏天地和尋找宗教般的寧靜。

我對古典音樂痴迷是從排憂解愁開始的。當時,我們的青春天天面向黃土,背朝藍天,前途迷茫,精神鬱悶。可是能跳出去嗎?正如莎士比亞所說的:「如果這樣的時代要降臨到你的頭上,你就別再和它抗爭了。你用生命也掌握不了這樣的時代。」但我發現,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心靈,古典音樂可以讓我陶醉在一個獨屬自己的、如宇宙一樣浩瀚的世界裡,它隔離了世間的煩惱和悲傷,它和現實世界的唯一連接是夢想和希望。

不過就音樂知識來說,當時我幾乎一無所知。但這並不重要,在沒有預設前提的真空狀態下來體驗音樂,用直覺抓住聲音,這使我的感動更為「驚天動地」。

音樂聽多了之後,我也產生過一個疑問:我的聆聽感受是不是有違作曲家的本意呢?我向表弟請教。他回答:「音樂,你聽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原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音盲」,此後我就更加敞開心扉,讓靈魂與音樂交流,在潛移默化中重塑生命。

表弟家交際較廣,有時有一些朋友到他家裡來聽音樂,其中也有高幹子弟。每次來的人不多,兩三個。我們仍將音量控制到很小,大家都不說話,認真地聽。聽完後,頂多議論一下作曲家,很少談論其他。

有一位專門幫助表弟維修錄音機的小夥子,特別著迷《天鵝湖舞曲》。在大馬路上一邊騎自行車一邊如醉如痴地哼唱,車子騎得東搖西晃,連公共汽車都躲著他。有朋友來問我:「他是不是發神經了?」我說:「沒事,他想騎自行車去天鵝湖,迷路了。」

其實我對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也是情有獨鐘,尤其是第三幕的〈拿波里舞曲〉。現在觀眾聽起來或許不過就是一首熱情奔放的舞曲,可是在那個時代聽,那嘹亮的號聲分明是從一個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世外桃源飄蕩過來的。只要你的心有了飛向自由的不可遏制的渴望,就一輩子都忘不了那破曉的召喚。

1973年維也納愛樂樂團訪華,表弟托高幹子弟弄到了錄音帶。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外國樂團。他們演出的曲目包括莫札特的〈小夜曲〉和史特勞斯的〈藍色的多瑙河〉這些經典中的極品。不過史特勞斯的〈蝙蝠序曲〉,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圖像:沉浮在崢嶸歲月的激流中,青春之花依然歡樂地綻放。後來,我囑咐我的妻子,在我的葬禮上務必播放這首曲子,讓我在轉世時仍然記得我的音樂時代。

在我們的聽眾裡,既有業餘愛好者來尋求精神慰藉的;也有專業人員來聽門道的:像本地音樂學院的教授(音樂學院已解散)、歌舞團的大提琴手、手風琴演奏家等。其中一位叫「老三」的特別神,他從小學習鋼琴,文革斷了他鋼琴家的志向,但他不甘心。有一天老三坐火車到北京,徑直去敲中國頂級鋼琴家殷承宗家的大門。正值十冬臘月,北風呼嘯,他怕凍壞了手指,一個勁兒地原地跺腳、轉圈,想暖和一下。殷承宗開門後,他直截了當地說明來意:「我要當你的學生。」殷承宗看著他,一時也愣住了,足有半分鐘沒作聲。這樣完全陌生卻突兀登門拜師的情形,還是頭一回遇到。殷承宗也想見識一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有什麼本事,於是請他進屋彈幾首曲子聽聽。結果一曲未終,殷承宗已決定收他為徒。文革後,老三出國曾向大師伯恩斯坦學習指揮,在歐洲指揮小型樂隊。

我們也有受驚嚇的時刻。有一天我到表弟那裡,發現沒有人來聽音樂。他神色緊張地告訴我,最近上海有個地下音樂會出事了,那個地下音樂會大概是去的人雜了,風聲洩露或被人舉報,結果被公安局抓捕取締了。此後嚇得我們有好長時間沒敢招人來。至今我還惦記那些未曾謀面的音樂愛好者們的命運。

1970年代末期,歷時十年的文革終於結束。我們紛紛考上大學,地下音樂會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我們慶幸曾登上音樂的諾亞方舟,熬過了溺斃青春的洪荒之災。

不過遺憾的是,現在坐在家裡或音樂廳裡聽音樂,無論如何再也找不回過去偷聽的那種感覺了。(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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