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定位不具公益 政黨侵個資

如果某政黨委託民調公司以電話民調，掌握支持者年齡與地域分布，因為接受民調者已經同意，故沒有侵害個資問題。如果某地方政府向電信公司購買手機門號定位資訊，掌握某一大型活動的人流資訊，以利維持交通秩序，具有公共利益，且未侵害個人隱私，這種個資利用行為在個資法上大致合法。

但若某政黨向電信公司購買手機門號定位資訊，想掌握參與政黨活動者年齡與地域分布，甚至可以比對同一人是否有參與其他政黨活動時，這就有侵害個資的嚴重疑慮了！

據名嘴說明，台灣執政黨似乎委託民間大數據公司，向電信公司購買手機基地台訊號的人流資訊（手機信令資料）。大數據公司除掌握單一政黨活動參與者的年齡與地域分布，甚至可以比對出三場不同活動的參與者是否重疊。此說引起譁然！

顯然，電信公司將手機信令資料賣給大數據公司時，包含許多個人資料，包括門號持有者的年齡與住所地點資訊。這些資料宣稱已經「去識別」，但實際上可能根本沒有去識別。電信公司可能有提供原本的門號資訊，或者為門號換了一個固定的代碼，大數據公司才有辦法透過門號或固定代碼，比對不同活動的參與者是否為同一批人。從個資法而言，電信公司是否可對外提供這些資料？大數據公司是否可買這些資料做比對分析？

由於電信公司販賣和大數據公司購買這些個資時，都沒有得到個資當事人同意，只能援引個資法的例外利用條款。電信公司和大數據公司可以主張的條文，大概是「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或是「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有必要」，但實際上他們可能不符合這二項事由。

一、政黨不是為了疏散交通管理人流，而是想掌握政黨活動參與者的族群身分，甚至人群是否重疊，不具有公益性。二、其更難符合「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有必要」，因為這一款有嚴格的限制，就是僅限於學術研究機構，且必須是出於公共利益所做統計分析。這些民間大數據公司不算是學術研究機構，所為之統計目的，是幫政黨分析活動支持者，也非出於公共利益。

其實許多統計研究未必須要有公共利益，仍值得去做，對個人隱私的危害也不高。但因為個資法有限制出於公共利益的統計，若政府真想鼓勵民間對資料做此種加值利用，還是必須先修法。這也就是為何健保署一開始將健保資料賣給民間企業使用，後來限縮只提供學術機構做研究利用。

現行個資法下的執法機關，只有分散的行政主管機關和檢察官。電信產業的主管機關是ＮＣＣ，可對電信業者詢問調查，但ＮＣＣ不懂個資法，不會積極任事。若沒具體受害人，檢察官也未必想啟動調查。

個資法的結構性問題在於，卅年來沒有設立專責的中央主管機關，亦即獨立的個資保護委員會，因此無法對電信公司和民間大數據公司展開調查，遑論行政處罰，也無法對企業提供事前指引和指導。這導致政府各部門以為自己做各種資料加值利用均屬合法。電信業者和大數據公司也起而效尤，以為販賣或購買「部分去識別個資」可能合法；實際上未必合法，只是沒有專業的個資主管機關來關切。

政府長期不重視個資保護，卻以個資加值利用的台灣經驗為豪。政府如果認為應放寬，發展台灣的資料產業，建議盡快修正個資法。而發展資料利用產業更需要個資保護委員會的監督，建議盡快推動立法。

（本文取自5月30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雲科大科技法律所教授）